竺可楨，字藕舫，浙江省上虞縣東關鎮人。生於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他從青年時代就抱定“科學救國”的理想，一生傾心血於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和科學組織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後創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係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開辟了中國的氣象事業；擔任13年浙江大學校長，使浙大挺進到全國名校行列；1949年以後，他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參與領導中國科學院和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尤其是開辟了自然資源綜合考察事業。他始終從科學的視角，關注著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先覺先行者。
幼年的竺可楨正值中華民族處於內亂外侮互相交織的時代。他自幼便渴求知識，期望國家富強。1911年考取第二期公款留美公費生後，遠渡重洋，按照中國以農立國的指導思想，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學習農學。畢業後，又選擇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氣象學作為攻讀對象，進入蜚名國際的哈佛大學，先後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在這一期間，不僅選擇了地學作為他終身的專業，而且領略了西方的科學精神，他後來使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奠定了他終身堅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礎。在哈佛大學期間，竺可楨又積極參加由任鴻雋、楊銓等中國留學生發起的中國科學社的各項活動，為該社出版的《科學》雜誌撰寫了一批文章，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積極傳播科學知識的先驅人物之一。
竺可楨1918年回國後，仍不改獻身科教事業的初衷，應聘到武漢高等師範學校執教，而後又轉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此校不久發展為東南大學。
在東南大學，竺可楨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地學係，並親自編寫了地學授課講義《地學通論》。1921年，他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吾國地理家之責任》一文中明確指出：“培養一批中國地學家以調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已任”。可見，二十年代初的竺可楨已立下了在中國開展調查全國自然資源的宏圖大誌。竺可楨創建的地學係，含地理、氣象、地質和礦物四個專業，注重自然科學基礎知識訓練，強調實驗室和野外考察實習相結合，提倡開展科學研究，鼓勵學生翻譯國外有關論著。由於竺可楨辦學思想明確，方法得當，東南大學地學係曾培養出我國最早的地學家，如張其昀、胡煥庸、朱炳海、呂炯、王庸等。南京從此逐漸成為我國南方的地學教學和研究中心。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竺可楨應蔡元培院長之邀，參與籌建觀象台，負責氣象組工作。翌年2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在開創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的艱苦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實現了他10年前歸國時期望獨立自主開展我國氣象研究的夙願。他親自選定在北極閣建所，把中國的氣象學研究和氣象事業建設帶入了第一個黃金時代。
大力開展氣象台站建設。具有一定規模的氣象台站建設，是獨立自主開展氣象預報的基礎。竺可楨在1921年就發表過《論我國應多設氣象台》一文，籲請各地政府予以重視。氣象研究所成立後，他又提出《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認為全國設立不同規模的測候所不應少於150個。但是，由於當時財政困難，要由政府專門撥款來籌建氣象台站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過三個途徑解決，一是從氣象研究所有限的經費中擠出一部分，自建少數測候所；一是動員凡需要氣象資料的部門（如航空、交通部門等）出資，籌建一些測候所；再一是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在竺可楨的精心推動下，從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氣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級測候所9個，合辦的19個。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薩測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以後建立的，不但為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科學資料，也為當時中國參加國際極年觀測提供了可能。
培養人才。當時在高等學校學習氣象專業的學生屈指可數，而眾多氣象測候站的建立又需要大批專業人才。氣象研究所除了接受有關單位派來人員進修、實習，以提高他們的業務能力外，竺可楨決定興辦氣象練習班以滿足對人員的急需。這樣的練習班，從1929年3月起，到1936年12月止，先後共舉辦了四期。竺可楨十分重視訓練班的教學工作，除由氣象研究所人員和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教授執教以外，他自己還親自編寫講義，參與授課。學員畢業以後，大部分被介紹到氣象單位任職，長期以來，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成為我國氣象專業的業務骨幹。
促進氣象事業統一發展。獨立自主地發布國土上的天氣預報，被認為是國家的主權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天氣預報卻操縱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在當時政府支持下，經過竺可楨領導的氣象研究所和全國各方麵共同努力，於1930年3月，取締了上海徐家彙發布氣象預報的顧家宅電台，開始了由中國人自主發布氣象預報的曆史，與此同時，逐步限製當時位於上海法租界內徐家彙觀象台的業務範圍。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初期，機構多元，體製紊亂，氣象研究所隻是其中一個方麵。1931年在竺可楨努力下，由當時內政部出麵召集會議，經過充分協商，通過了由竺可楨及其助手擬訂的《全國氣象觀測實施規程》；氣象研究所又編印了《測候須知》《氣象學名詞中外對照表》《氣象電碼》等工具書。此外，氣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資料有《氣象月刊》《氣象年報》等，為互相交流情況起到重要作用。《氣象月刊》所載氣象資料，幾乎包括了當時國內的重要台站。以後，在他親自主持下編印出版的《中國之雨量》和《中國之溫度》兩本豐富的資料，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的明證，是我國記錄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數量最多，質量有保證，內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氣溫資料。此外，竺可楨還通過中央研究院於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後三次召開全國氣象會議，針對交通、軍事、航空等部門為發展氣象事業所關心的問題，進行充分商討，並作出相應決議，使全國氣象工作逐步納入統一規範。
堅持開創性的科學研究。氣象研究所首先是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事業單位。創建初期雖然專任研究員隻有竺可楨一人，但在他帶領下，學術空氣濃重，研究工作成績蜚然。從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論文發表在當時出版的《氣象研究所集刊》上，並與國外開展學術交流。這一時期，竺可楨有大量行政事務、科學組織工作和社會活動纏身，但卻同時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產出的高峰期。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以前，八年時間內，他公開發表著作60餘篇，其中大約有50篇是關於氣象學方麵的論文。《中國氣候區域論》、《中國氣流之運行》、《論新月令》和《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傑作。這些論文如同他的博士論文《遠東台風的新分類》一樣，被後人視作為我國近代氣象學奠基的科學論文。
正由於竺可楨為推動我國氣象事業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他以無可爭辯的學術帶頭人的身份，於1929年12月第五屆中國氣象學會年會上當選為該學會理事長。
竺可楨出掌浙江大學以後，對氣象研究所各項工作仍關懷備至，許多事情仍需要他過問，中央研究院也要求他在氣象研究所兼任所長。直到1946年底，在他堅持之下才卸掉這一職務，由他的學生趙九章接任。
1936年4月，竺可楨調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直到1949年4月離開學校，渡過了他曆時13年充滿了艱辛而又成效卓著的校長生涯。
浙江大學前身是求是書院，創立於1897年，是我國最早自辦的新式高等學堂之一。到1936年，已有文理、工、農三個學院，16個學係，入讀學生500餘人。和國內同類學校相比，浙江大學屬於地方性國立大學，當時並未進入名校行列。在前任校長實施法西斯化而學潮迭起的情況下，蔣介石為了裝點門麵，決定委任竺可楨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為就任此職事，曾猶豫再三，主要是不願意離開已經做出顯著成績的研究工作崗位，又顧慮辦好一個大學，事務繁雜，必須同官場打交道，而這正是他不願意的。但他也意識到，中國社會教育問題眾多，辦教育者風氣不正，如果自己采取明哲保身主義，則不利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於是，他在蔡元培以及眾親朋好友和學生的支持下，決心暫時離開研究所一段時間，毅然挑起大學校長的重任。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在全校學生大會上第一次發表講話，表明了他辦學思想的主旨。他指出：“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曆史，洞察中國的現狀。我們應憑借中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須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培養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強調“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作師、醫生之類，而是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
他為“領導人才”提出了四項條件，即：（1）肯犧牲自己，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和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習慣；（3）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4）健全的體格。為了培養這樣的人才，竺校長對學生要求嚴格，對新入學的學生注重人生觀教育。他在和新生談話時提醒大家：“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竺可楨為這兩個問題提出了答案。他說：“諸君到大學裏來，萬勿存心隻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是要為拯救中華做社會的砥柱。”在竺可楨看來，當時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應該是能“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要能擔負起“拯救中華”的重任。竺可楨教育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於此。
竺可楨根據自己的教育思想，對浙江大學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強調民主辦學，廢除軍事化管理製度。竺可楨赴任後，首先改變了前任校長郭任遠執行的“大學軍隊化”的方針，撤銷了由郭任遠自兼處長的“軍事管理處”，另建立訓導委員會，為學校實施民主管理創造條件。學校不設副校長，但他並不獨攬權力，而是以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凡重要規章製度，經費預算、聘任、晉升、招生、課程設置等重大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而校務委員和各專門委員會主任都是由他遴選作風正派、在學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擔任。按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大學訓導長一職必須由國民黨員擔任，但竺可楨認為應以“於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所欽仰而能教課者為限”，以此先後選派深得學生擁護的費鞏和蘇步青教授擔任訓導長。
大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竺可楨當校之後一再明確宣布：“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實施教育，教授人選最為重要”。為了加強教授陣容，充分發揮教授的靈魂作用，他特別注重做好兩方麵工作。其一是在國內外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凡有真才實學的學者，竺可楨都要想辦法請來學校執教。他“三顧茅廬”恭聘國學大師馬一浮，禮請邵裴子，在當時被傳為佳話。在海外留學歸來有才華的學子，不問是國內哪個學校畢業，都委以重任，如年僅28歲的談家楨，26歲的吳征鎧都被聘為教授。對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啟用時卻相對較嚴。其二是使大學教授有職有權，從各個方麵調動他們搞好教學工作的積極性。蘇步青教授先於竺可楨到浙江大學任職，原來對竺校長能否把浙江大學辦好持觀望態度。他從竺可楨辦校的一係列措施中，特別是有感於竺可楨對他家庭生活體貼入微的照顧，明顯地感受到校長對同事的厚愛和對事業的一番苦心，從而迸發出教學和科研工作極大的積極性，一直是學校各方麵工作的依靠力量。遵從竺可楨倡導的重才求賢的正確方針，當時浙江大學集中了一批知名教授，雖然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十分艱苦，但能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培育後進為無上職責”。
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強調通才教育，對招收新生采取寧缺毋濫原則，對一年級學生，加強數、理、化、中文和外文課程，同時又將中國通史等社會科學課程也列為必修課；為了達到打好基礎的目的，竺可楨動員了蘇步青、王淦昌、譚其驤等許多知名教授為一年級學生講授基礎課；在減少各係專業必修課的同時，鼓勵學生按各人所長選修其他課程；有的係還規定學生要選定輔係。例如物理係學生有的以生物係為輔係；機械係學生有選農學的，等等。其目的是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使學生畢業後能應付多方麵工作的需要，適應科學技術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的發展趨勢。
注重學術研究，科研和教學工作互相促進。竺可楨以朱熹的詩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比喻科研和教學的關係。在他親自帶動下，全校師生科研活動蔚然成風。當時浙大一批教授的研究成果如王淦昌的核物理研究，錢令希的餘能定理及其在懸索橋設計上的應用，蔡邦華的昆蟲學研究，貝時璋的細胞學研究等，在國內外都贏得了很高聲譽。在全校濃厚的學術氛圍中，高年級學生也積極參加。例如數學係的“數學研究”為四年級學生的必修課，每周舉行一次，教師嚴格要求，學生認真準備。學術討論大大拓寬了課堂上的教學內容。當時的浙江大學，經常有以各種名義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和報告會。在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回首過去，許多人仍留戀這段難得的經曆，把它稱之為自己科研工作的“黃金時代”。當時任英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讚的李約瑟，稱浙江大學為“東方劍橋”，其根源即出於此。
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戰爭年代渡過的，學校被迫西遷，四易校址。竺可楨上述的教育思想和各項措施是在顛沛流離五千裏的過程中實施的。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大學基本上實現了原定的教學計劃，圖書儀器大體上保存完好。而學校的規模非但沒有縮小，相反有相當的擴大。浙江大學由戰前工、農、文理三個學院，到抗戰後期已發展為理、工、農、文、法、師範六個學院。到建國前夕又增加了醫學院，共7個學院，30個學係。在竺可楨領導下，浙江大學在困厄中崛起，成為全國的幾個名牌大學之一。
1938年11月19日，根據竺可楨的提議，浙江大學校務會議確定以“求是”為校訓。竺可楨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科學發展的曆史經驗，把“求是”解釋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根據自己的處世經驗，提出“隻問是非，不計利害”作為“求是”的行動準則。“求是”，實際上成為辦好浙江大學的思想路線，對塑造大學生的道德品質起到了主導作用，也是指導浙江大學各項工作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證。
竺可楨領導浙江大學取得成功，還在於他時時處處起著示範作用。學校遷到江西泰和暫時落腳後，他立即又往西尋覓下一步學校安頓、發展的地方，豈料短短時間內，他的發妻和愛子因先後染上痢疾而病故。這對竺可楨家庭生活來說是個嚴重的打擊。但喪妻失子之痛並沒有動搖竺可楨辦好大學的決心，在處理完喪事後，又繼續為公務而奔波。他對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充滿了愛心，凡是家庭有了困難或發生變故的，他都親自過問處理，因此，深得全校同仁和學生的愛戴。有了這麼一位具有凝聚力的校長，全校的決策，都能實現令行禁止。
浙大西遷5000裏，其行進方向，與前不久紅軍長征路線大體相同，後人因而也有稱其為“文軍長征”的。這支文化隊伍，對於有利於民族文化保護和社會發展的事，都會盡力而為。在撤離杭州的時候，竺可楨克服了很大困難，把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共三萬六千餘冊，轉輾運到貴陽，抗戰勝利後，又搬回杭州，保住了這份國寶。學校在江西泰和暫留時，竺可楨發動師生在做好教學工作之餘，幫助地方上修築防洪堤，興辦墾殖場和學校，為當地人民做了好事，撒下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終於取得最後勝利。隨著蔣介石挑起內戰，全國各個大學為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風起雲湧。浙江大學於1947年10月，終於爆發了學生於子三被捕且被殺害在監獄裏的悲劇。這個事實進一步促使竺可楨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真實麵目，同時也破滅了希望政府支持教育、科學事業的幻想。他根據“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行動準則，毅然站在學生一邊，譴責當局迫害學生的法西斯暴行。在當時政治形勢下，竺可楨感到要繼續辦好學校實在力不從心；同時他又向往他的科研事業。在人民解放軍隆隆的炮火聲中，他決意向當時政府辭去校長的職務，離開了他潛心操勞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學，去迎接新中國的黎明。
竺可楨於1949年4月離開杭州赴上海後，迎來了上海的解放。當他在6、7月內幾次聽到周恩來、陳毅的講話以後，不但領略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更體會到黨對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視和對中國知識分子寄予的厚望。他在5月27日，即上海解放後第三天的日記中曾寫到“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科學對於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這一段話，充分表現了竺可楨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態度和一個科學家的責任心。1949年7月，竺可楨到北京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會後，他率隊到東北參觀，所見所聞，更使他信心倍增，從而決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新中國的科學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鑒於竺可楨的學術水平、政治態度以及在國內學術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經1949年10月16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決定，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按照當時中國科學院領導班子的實際情況，自然科學方麵的實際責任，按專業分工，比較多的便自然落在竺可楨以及稍後被任命的吳有訓副院長的肩上。
從1949年11月1日建院起到1956年，是中國科學院初興時期，也是竺可楨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按照中國科學院黨組意圖，對中國科學院全麵建設貢獻比較大的時期。
建院之初，竺可楨兼任計劃局局長，副局長是錢三強。擺在他們麵前的最緊迫任務就是要盡快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舊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新的研究機構，為發展新中國科學事業打下堅實的組織基礎。
接收舊機構的工作先從北京做起，由中國科學院通知在北京的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及靜生生物調查所，明確正式歸屬關係，然後由竺可楨或陶孟和陪同郭沫若分別到各研究所和全體研究人員見麵並征求意見。與此同時，竺可楨又相繼訪問了清華、北大、燕京諸校，廣泛征求他們關於辦好中國科學院的意見，了解有關科學領域在學術上有造詣的科學家人選。如果其中有的人選還在國外，則商定爭取歸來的具體辦法。這項工作告一段落以後，竺可楨與陶孟和又同赴南京、上海，繼續進行調查，為最後確定中國科學院下屬第一批研究所的建製做了大量的工作。
針對當時一些研究所研究課題有重複，有的派係紛繁，成見較深的實際情況，竺可楨和許多科學家促膝長談，互通心聲。他以誠待人又堅持原則的工作作風曾感動了不少人。竺可楨在調整工作中提出三項原則：其一是把調查的重點放在性質上有重複的研究所，明確如何歸並的具體方針；其二是強調科學院科研工作的計劃性和集體性；其三是突出重點，予以特別支持。
在確定研究機構改組方案的過程中，反映出竺可楨顧全大局的高尚品格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前中央研究院的氣象研究所，是竺可楨自1928年起苦心經營發展起來的研究所，不僅對我國近代氣象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國際上也有較高學術地位，成為舊中國有重要影響的研究單位之一。中國科學院成立後，竺可楨完全可以使這個研究所保留下來，但是他沒有這麼做。根據當時科學的發展狀況、國民經濟實際的需要和所內一些科學家的願望，他主張擴大成立為地球物理研究所，把氣象學研究隻作為其中一個研究室來設置。後來的發展實踐證明，這樣做非但沒有削弱氣象學的研究，還由於密切了大氣物理學和其他固體地球科學的聯係，使大氣物理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