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中”，是一種真實的本質狀態，如果人性失去本質上的“真”，談何實現天下的正道？天、地、人為“三才”，人在中間。如果人不能把自身做好，那麼就無法擔當頂天立地的責任。
《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大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做人，以什麼樣的姿態和形象與人相處，決定於品位與修養。以內心的誠效用於他人，效用於社會，蔚然成風，必然會得到豐厚的回報。
（一）自誠自明——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聰明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
要做一個有品位有涵養的人，先得牢牢地抓住“誠”。誠作為一般概念，具有真誠、無妄、純正等含義。《中庸》的作者子思認為“遵道而行”，要有“擇善而固執之”的主觀精神——誠。誠也表示人們精神專一的狀態，但誠的這種主觀精神狀態，又被子思誇大為貫通天人的絕對精神。他以“誠”為本體，認為“誠”就是天道。掌握中庸做人學問，誠是最基本的原則和思想。
儒家一直把“誠”視作中庸德性觀的軸心，它是聯結天人，使之合一的規範，它是人無條件地依此規範而行的存在，是人的道德思索與行為規範的憑借；“誠”是貫通天地人的普適規範，它能夠將三者有效連接，從而使人的生存處在一種相互和諧的格局之中；“誠”既允諾了在具體的、不完滿的倫理實踐中，達到全體的、完滿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從而開啟了中庸作為實踐倫理的大門。
“誠”體現在人的身上就是“性”，人們修養到“至誠”的境地，就能通達天德、懂得萬物的道理，以及懂得什麼才是最佳的為人處世方法，從而成為一個真正聰明的有作為的人。
誠可表現天地之真，充實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有了真誠，才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神明之所以為神明。誠為人性中第一美德，為英雄豪傑、偉大人物立德立言的第一要素。有了真誠，才見人之所以為人，英雄豪傑之所以為英雄豪傑、偉大人物。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載，晉文公重耳於公元前635年圍攻原國，原因是原國不願臣服於他。原國雖小，不僅不願承認從國外逃亡歸來的重耳作為他們的霸主，還不斷挑釁，製造事端。晉文公為平息動亂，完成霸業，才決定討伐原國。
晉文公在戰前親自部署作戰方案，並到士兵當中開誓師大會，他激情高昂地說：“根據我們的軍事力量和原國的戰頭實力，我們能夠速戰速決。以七天為期，降服原國！”話音一落，一片歡呼聲，群情振奮。
可是，戰爭的進程並非預料的那樣七天拿下原國。原國的將士在強大的晉國麵前，雖然傷亡慘重，給養跟不上，陷於困境，但人人英勇頑強，沉著應戰，大有拚死決戰的勢頭。
七天限期很快就到了，原國士兵仍然十分頑強。這時晉文公麵臨著兩種選擇，一是把仗繼續打下去，直到勝利；二是遵守諾言，停止作戰。晉文公堅定地下達了撤離的命令，軍官們紛紛向晉文公進諫，說原國已瀕臨絕路，請求再堅持一下，隻要再堅持三天，原國軍隊就會完全崩潰，隻有投降臣服的路了。
麵對軍官們紛紛請戰的局麵，晉文公堅定地說：“原國已陷入絕境，我不是不知道，可作為君主應該言而有信。遵守諾言是國家得以昌盛的珍寶，也是軍隊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的珍寶，為了降服原國而失掉如此貴重的東西，我們犯得起嗎？合算嗎？”
這一仗晉文公雖然沒有用武力征服原國，但他言而有信、遵守諾言的名聲傳開了，傳到了周圍許多國家。第二年，晉文公又發兵攻打原國，這一次他沒再許下具體取勝的時間，而是告訴士兵們：“我們必須堅持到底，達到徹底征服和得到原國的目的後再返回。”並向外發布了這一決定。
原國人聽到這個消息，知道晉文公不達目的不會罷休，於是戰爭沒有打響他們就宣布投降了。另外一個一直不肯臣服的衛國，也歸附了晉文公，不久其他一些國家紛紛而降，把晉文公推到霸主的地位。晉文公是聰明的，其言行專一，恪守“誠”的精神感動了天下，其事跡被人傳頌下來。
魯迅先生說過：“誠信為人之本也！誠信比金錢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榮譽更有時效性！”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孔子說：“言必行，行必果。”誠信，是一種美德，是一種源源不斷的財富；誠信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
朱熹說：“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凡是自己用什麼辦法來對待人，人也用什麼方法來對待你，可以說是分毫不差，一報還一報。所以最聰明的做人，就是講誠信！講誠信會使自己越來越有市場，生存空間越來越大，也就變得越來越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