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拓南洋的事業中，張弼士堪稱傑出的華僑實業家。他依靠自己艱苦奮鬥和爭取眾人幫助，迅速擁有資財七八千萬兩的白銀，還擁有相當大的不動產，飛躍成為南洋華僑中首屈一指的巨富，被時人譽為“實業奇才”。有一首客家山歌，正巧成為張弼士發跡南洋的寫照：“一條褲帶過番邦，兩手空空敢飛天。不怕吃盡苦中苦，自有無窮甜上甜。”
由於張弼士非凡的才幹和巨額的財富，清政府接連委任他為駐檳榔嶼首任領事和新加坡的總領事，粵漢鐵路、廣三鐵路的總辦，考察南洋商務大臣，中國通商銀行總董等職。先是賞給侍郎銜、以三品京堂候補；後又賞給頭品頂戴，光祿大夫補授侍郎太仆寺正卿。在駐外領事、總領事任上，他注意團結廣大僑胞，積極維護華僑利益，深得僑民愛戴。在督辦鐵路大臣任上，張弼士一方麵在收回粵漢鐵路的鬥爭中身體力行，作出應有的貢獻；另一方麵，還積極為爭取東南亞華僑富商回國投資，興建鐵路而奔走勸說，如華僑張煜南兄弟就是在他的勸說下，參加興建潮汕鐵路的。1904年，張弼士還參與商部侍郎陳璧計劃興辦廣廈鐵路，隻因美國合興公司的抗阻和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刁難而未實現。
張弼士致富不忘祖國和人民，慷慨解囊，支持公益事業。黃河發生水災，他一次便捐獻白銀萬兩。至於捐資興學施醫、修橋鋪路，以及招待同鄉到他公司食宿和介紹職業，更是有求必應。所以，梁紹文在其著作《南洋旅行漫記》中曾這樣評價：“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為第一人。”他曾積極捐款資助檳榔嶼最早創辦的新式華文學校——中華學校，參與創辦新加坡的應新學校。此外，他還給香港大學捐款10萬元。晚年還立下遺願，要捐助嶺南大學。（他死後，其後裔遵囑捐建一座“張弼士堂”，於1921年落成，今位於中山大學校內。）尤為難得的是，他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能看透清政府腐敗無能，轉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革命興起，其子張秩君參加了同盟會。當革命黨人在海外進行革命秘密活動時，張弼士便暗示其南洋所屬企業，對海外革命黨人要給予秘密援助。張弼士回到新加坡，又通過胡漢民認識孫中山，並暗中出資20萬兩白銀充當革命活動的經費。辛亥革命爆發後，張弼士與張耀軒即以南洋中華商會為基礎，發動愛國華僑捐獻巨款給孫中山，表示對革命的熱烈支持。張弼士還以本人的名義，捐助福建民軍白銀7萬兩。一般實業家常有“經濟動物”的習性，隻懂唯利是圖，愛財如命。而張弼士則不然，他不僅善於“聚財賺錢”，而且善於“散財用錢”。
更為可貴的是，張弼士懷著熾熱“實業興邦”的理想，提倡“主權自掌、利不外溢”。他以身作則，把大量資金投回國內，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先後在廣東、山東等地創辦機械、礦業、航運、農墾、釀酒、玻璃製造等各種企業。如：煙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寶興公司、廣州亞通機織廠、廣東開建金礦公司、惠州福興玻璃廠、海豐平海福裕鹽田公司、佛山裕益砂磚公司等等，其行業之多，範圍之廣，在中國實屬罕見。美國的《紐約日報》曾多次稱他為“中國的洛克菲勒”、“中國的摩根”。在這些企業中又以煙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最為著名。
煙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是張弼士最早在祖國投資的一家企業，也是他在祖國取得卓著成績並影響至今的一家企業。說起張弼士在煙台創辦釀酒公司，這裏有一段緣由：1890年，張弼士在一次宴會上，覺得所飲葡萄酒十分醇香、甘美，便開懷暢飲，但酒後頭痛厲害。次日，主人解釋說，昨日的葡萄酒不純，才致頭痛。若用山東煙台的葡萄釀酒即使多飲幾杯，也不致頭痛。言者無意，聞者有心。張弼士聽後便萌發了在山東建立酒廠的念頭。適值清廷東海關監督盛宣懷電邀張弼士前往煙台商辦路礦，他便趁機著手調查與籌辦釀酒公司。1894年，清政府正式批準成立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張弼士投資300萬元，購地700餘畝，引進西方葡萄良種進行栽植，雇請民工2000人，聘請美國工程師衛林士、日本工程師小鬆等參與興建廠房，進口機械設備。先後聘請奧國著名技師，駐台領事哇務男爵，意大利酒師巴迪士多奇駐廠，按西法釀製。為了吸引和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興辦企業，次年9月，清政府批準該公司在直隸、奉天、山東等省專利15年，免稅3年。經過10多年的艱苦經營，終於成為中國最早采用現代化科學技術釀造葡萄酒的大企業，其規模堪稱遠東第一。至1908年，該廠已出產葡萄酒20多個品種，味道極佳，風行全國，遠銷海外，與貴州茅台酒等並列為中國八大名酒。1912年，孫中山在國事繁忙和危難之際，還取道煙台參觀了張裕公司，並鄭重地手書“品重醴泉”四字相贈。康有為曾下榻煙台張裕別墅，寫下了“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更複法華寫新句，欣於所遇即為家”的詩句，這些既是對佳釀的稱讚，又是對張氏的為人和事業的嘉許。1915年，張弼士奉命率領中國實業家考察團赴美考察，促進美國對中國的了解，親自攜帶張裕公司出產的白蘭地，參加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在這次博覽會上，張裕公司的白蘭地，榮獲金質獎章和最優質獎狀，這是中國商品在國際上首次獲得金獎。
1916年，張弼士為了籌措中美銀行資金，不顧年邁再前往南洋，四處接洽，積勞成疾，於當年9月在巴城病逝，享年76歲。張氏臨終遺言：“死葬家鄉”。他的後代遵囑將靈柩運回故鄉安葬。據張氏家藏《先考張弼士府君生平傳略》記載：“靈柩自巴城過檳榔嶼，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學監督，均親臨致祭。”入國境後，靈舟由汕頭溯韓江而上運回大埔時，兩岸民眾紛紛擺設路祭，設牲祭奠。孫中山先生得噩耗後，不勝悲痛，特派代表到達靈前敬獻花圈，挽聯寫道：“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對張弼士愛國愛鄉的壯舉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五潮汕鐵路創辦人張煜南兄弟
張煜南和張鴻南兄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度尼西亞的著名華僑實業家和地方僑領。他們曾以投資興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華僑資本經營的商辦鐵路——潮汕鐵路而載入史冊。
張煜南（1851-1911年），號榕軒；張鴻南(1861-1921年)，號耀軒，廣東梅縣鬆口人。張煜南少時，因家貧中途輟學經商，在鬆口鎮做米穀生意，後因經營虧損，便決心以家鄉華僑先賢為榜樣，告別雙親，隻身漂泊，抵達巴達維亞謀生。起初，他投奔於張弼士門下任職，有了一些積蓄之後，便自立門戶，轉到當時荷蘭殖民者開始經略的蘇門答臘棉蘭地區，發展他的事業。1878年，他與張弼士合資開辦笠旺公司，墾荒種植橡膠、咖啡、椰子和茶葉，後又合夥開設日裏銀行，以調劑全埠金融。隨後又開設萬永昌商號，經營各種商品。經過10餘年的銳意經營，張煜南逐漸成為棉蘭地區華僑社會中的首富。同時，荷蘭殖民者因看到張煜南有功於當地的開發，又操金融大權，先後委以他為華人“雷珍蘭”和“甲必丹”④之職銜，因而他逐漸成為棉蘭地區公認的華僑頭麵人物。
張煜南出國後不久，其父在家鄉去世，其弟張鴻南也感到在家鄉難以施展其抱負，故想前往南洋，投奔兄長。1879年，18歲的張鴻南告別了慈母，經過幾個月的艱苦航行，於1880年抵達棉蘭投奔乃兄。張鴻南為人敦厚老實，工作細致，到棉蘭不久，即被其兄長委任為其企業的總管，負責管理帳目。由於張鴻南工作勤懇，並贏得當地華僑社會的信任，未及數年，當張煜南被提升為華人甲必丹時，他也被委任為華人雷珍蘭。
張氏兄弟的墾殖業在兄弟倆的齊心協力下，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後來，他們又在西甫蘭收購一荷蘭人經營不善的大種植園，並委任一荷蘭人為其30多個種植園的總管。張鴻南因此成為擁有橡膠園並委任白人為其總管的第一個華僑種植園主。1897年，張弼士應清政府之邀請回國籌辦中國通商銀行，因為深悉張鴻南能籌善算，故歸國前將其在東南亞的一切企業委托他代管，使張煜南兄弟一時成為東南亞舉足輕重的華僑財團之一。1898年，張鴻南隨張弼士從巴達維亞前往新加坡辦理商務時，因受德國郵船公司推行種族歧視政策的刺激，又合股創辦了華僑資本經營的裕昌和廣福兩個遠洋航運公司。1910年前後，張鴻南應張弼士之請前往巴達維亞，會見了當地華人瑪腰許金安和甲必丹李全俊，參與籌辦中華銀行，他認購了600個股份中的200份，其餘由許、李等人認購。這樣，張鴻南又把他的事業發展到爪哇島。
張氏兄弟在實業上取得突出成就和擁有一定社會地位後，對社會公益事業也竭力讚助。他們曾在棉蘭創建一所教本學校，同時還對其他各埠的中華學校捐款。他們還捐建一所“濟安醫院”，對病人實行醫藥免費，對年老和貧困者尤為照顧，另外還在勿勞灣海口捐設麻瘋醫院，收容麻瘋病人。他們還架造棉蘭日裏河大橋，方便交通。因此，在當地人民中享有較高的聲望。
對於祖國，張氏兄弟也一往情深。他們曾捐款資助清政府擴充海軍力量，陝西鬧旱災，順直發生饑荒，他們都曾捐獻巨款。對於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也予多方資助，如捐款4000元作為鬆口中學的建校費用，獨資捐助出版宋明至清末嘉應曆代名人詩選——《梅水詩傳》十三卷，鼎力資助溫仲和主纂的《光緒嘉應州誌》，出版了《海國公餘錄》十卷。給香港大學捐贈10萬元；給嶺南大學捐了一座二層的“耀軒樓”；1910年，江南開勸業會，張氏兄弟帶頭捐款30萬，以倡導“實業救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同鄉、同盟會會員謝逸橋的發動下，張鴻南曾捐了一筆巨款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起義，在其“大力相助帶動下，南洋華僑由是踴躍輸將”。為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先生特為張鴻南親筆題贈了“博愛”大字鬥方一幅，藉以表彰其支持革命的義舉。
1895年，張煜南繼張弼士之後出任中國駐檳榔嶼副領事，從此步入仕宦之途。此後，因為他向祖國捐助了許多救濟款項，先後被清政府授予花翎二品頂戴，四品卿銜，四品京堂候補等頭銜。1903年，在張弼士的勸說和鼓勵下，張煜南應邀回國，決心參與家鄉鐵路建設。他進京不久，受到慈禧太後的接見，這在當時是一種特殊的榮譽。他向清廷提出在韓江下遊修建潮汕鐵路的計劃和潮汕鐵路公司章程，獲得了批準。從此，他向“實業救國”的理想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張煜南準備興建的潮汕鐵路南起汕頭，北迄潮安，全長39公裏，後來又加築了意溪支線，共42公裏。路線確定後，清廷即派著名工程師詹天佑前來實地勘測，踏查就緒，決定興工。全部工程、路軌、機車、車廂及站台由英國怡和洋行估價，計需180-190萬元。據此，張煜南兄弟邀集親友認股，股額定為300萬元，其中張氏兄弟各認100萬元。
潮汕鐵路從1903年開始籌備，1904年動工興建，至1906年10月全部幹線完工，同年11月16日正式通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由華僑投資興建的純商辦鐵路。
潮汕鐵路從1906年通車開始，至1939年被日本侵略軍破壞為止，共存在了33年。在這期間，它對韓江中上遊和閩贛邊區的華僑、僑眷進出汕頭，當地的客貨運輸和城鄉經濟的繁榮，都曾起過有益的作用。潮汕鐵路現雖已化為烏有，但是張氏兄弟為建設家鄉所遺下的業績，卻永為後人追念。如今韓江三角洲平原有一條筆直的公路．貫通潮州和汕頭，這條公路的路基，就是當年的潮汕鐵路線。
潮汕鐵路建成後，為了表彰張煜南的業績，清廷授予他三品京堂候補。不久，又提升他為考察南洋商務大臣。正當他在花甲之年仍想為振興祖國實業再獻餘熱之際，卻染病不起，1911年病逝於僑居地棉蘭。
張煜南去世後，棉蘭華人甲必丹遺缺由其弟鴻南繼任。以後張鴻南又被升為棉蘭華人瑪腰，其實業繼續獲得發展，被時人稱為“雄視一方的張瑪腰”。
1921年2月8日，張鴻南在棉蘭僑居地病逝。出殯之日，不分種族和國籍，人們從亞齊、巴東、爪哇、檳榔嶼、新加坡等地趕來參加葬禮，對這位曾為發展棉蘭地區的經濟、為當地社會做過許多好事的一代華僑先賢表示哀悼。六“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距新加坡最熱鬧的購物中心不遠，在一條樹葉蔭庇公路的盡頭，矗立著一幢十分奇特的住宅。住宅遍身潔白，圓柱典雅肅穆，門麵正中鑲嵌著一塊碩大的匾額，上刻一虎一豹。入口為兩扇笨重的鐵門。門的一旁蹲著一尊虎塑，另一旁則是一尊豹塑。這住宅的主人便是聞名遐邇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原籍在福建永定縣的一個客家山村，1882年1月出生於緬甸仰光。其父胡子欽是早年從故鄉出洋謀生的中醫，在仰光開設一間中藥鋪，取名永安堂。胡文虎兄弟三人，長兄文龍，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傳統教育。故鄉的乳汁滋養了他愛國愛鄉、求真求善的情懷。4年後，胡文虎重返仰光，隨父學中醫，並協助料理藥鋪店務。1908年，父親病故，胡氏兄弟繼承父業，同心協力，相得益彰，業務日趨發達。
1909年，為了進一步發展業務，胡文虎周遊了祖國及日本、暹羅（今泰國）等地，考察中西藥業，尋訪了許多老醫生及民間有名的土醫，向他們求教，調查研究有利治療頭痛、腹痛的中草藥，並購買了一些西藥片、藥粉和藥水。第二年，他回到香港，著手擴充永安堂虎豹行，聘請中西醫、藥劑師多人，作了反複研究和試驗，研製丹、膏、丸、散成藥百種，經過精心選擇，最後製成“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種虎標良藥。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年代，在東南亞、印度、中國等地，虎標良藥以其價廉物美、服用簡便、功效迅速、攜帶方便而深受用戶歡迎。集天時地利與人和，虎標良藥很快暢銷緬甸、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區。
1914年，胡文虎覺得在仰光的業務已經鞏固，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業務，他自己則在新加坡興建新藥廠，將永安堂總行遷至新加坡，並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各地廣設分行。1932年，他又把總行從新加坡遷到香港，並在廣州、汕頭建製藥廠，在廈門、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等城市及澳門、台灣、菲律賓、越南、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等地設立分行。從此，虎標萬金油等藥，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居家必備、老少皆知的藥品，胡氏兄弟也一躍成為東南亞華僑中著名的“百萬富翁”和獨一無二的“藥業大王”。
虎標良藥的走俏，給胡文虎帶來了巨額利潤，以此為資本，胡氏又投資其他企業，星係報業就是其中的～項。胡文虎從“藥業大王”到“報業巨子”，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飛躍。從1913年至1952年，他先後辦起了10多家報紙，各報均以星字冠頭，組成了他的星係報業王國。在華僑報業史上，星係報業以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又創了一個僑界之最。從1913年起，胡文虎先後與人合辦了《仰光日報》、《晨報》等，在新加坡、廈門、香港、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國，他獨資創辦了《星洲日報》、《星華日報》、《星光日報》、《星中晚報》、《星島日報》、
胡文虎是譽滿全球的“萬金油大王”、報業巨子，同時又是一個舉世公認的大慈善家。他一貫奉行“人為本，財為用”的人生哲學，他常說：“我是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他除了在新加坡捐建10多所義務學校和中小學外，在國內先後捐助過上海大廈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廣州嶺南大學、福建學院、廣州仲凱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汕頭私立回瀾中學、汕頭市立女子中學、海口海瓊中學、廈門中學、廈門大同中學、廈門中華中學、廈門群惠中學、下洋僑育中學等。在捐建國內小學方麵，胡氏的計劃更加宏大，他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為職誌”，於1935年宣布捐款350萬元，10年內在全國各地建立1000所小學。到抗戰爆發前，全國已建成300所小學，其中福建70所。興建這些小學時用去經費150萬元，餘款200萬元他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希望抗戰勝利後將此款繼續興建小學，戰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幣值大貶，胡文虎建千所小學的宏願無法實現。
胡文虎是以銷售虎標良藥而發家致富的，故其慈善事業，也以捐資醫藥方麵為最巨，他在國內捐資興辦的醫院就有：南京中央醫院、汕頭醫院、福建省立醫院、廈門中山醫院、廣東軍醫院、廣州民眾醫院、廣西梧州醫院、香港虎豹救傷處等12所醫院。在國外東南亞地區捐資興辦的醫院又有15所。此外，他還在國內外創辦了許多養老院、孤兒院、麻瘋院等。由於他的慷慨捐助，1950年英皇特授予他聖約翰救傷隊爵士勳位。香港大學也於1951年初設立“胡文虎婦產科病係獎學金”。
胡文虎是南洋客屬總會的主要創建人，並長期任該會會長。今天南洋客屬總會事業的興旺發達，東南亞各地客屬分會的存在和發展，都與胡氏生前的努力分不開的。20世紀初，在南洋華僑社會，原來隻有一些地緣性質的客屬同鄉會組織。20年代後，客家鄉親紛紛從國內來，人數日眾，分布日廣，人事交往日繁，原有的地緣性質的同鄉會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為此，胡文虎在香港以鄉音、鄉情、鄉思為紐帶組織了第一個客屬團體——“崇正總會”，這是當地各省客家人的總會館。接著，他又與僑紳湯湘霖等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客屬總會”，並被大家一致公推為會長。“崇正總會”、“南洋客屬總會”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廣大海外客家人，不僅成為團結星洲客屬各省縣人士的核心組織，而且成為聯係東南亞各地客家同鄉的重要橋梁。
胡文虎熱心體育事業，主張以“鍛煉國民體格，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發展體育運動，他提倡與讚助組織體育團體，熱心支持體育競賽，大力資助體育場所之建設等。早在1920年，胡文虎就以《星洲日報》的名義發起星洲男女排球競賽。從1930年至1937年，新加坡共舉行了5次華僑運動會，馬來西亞舉行4次運動會，每次胡文虎都捐巨款讚助，讚助經費達4萬4千餘元。他對國內運動大會也熱心讚助，熱心提倡，如閩南運動大會、全瓊運動大會等，胡文虎都捐資鼓勵或報銷全部獎品。從1929年至1939年，胡文虎先後資助星馬華人派網球、遊泳、籃球、田徑等選手赴香港、爪哇、檳城、上海、澳洲等地比賽。尤其值得讚譽的是胡文虎撥款60萬元，支持星島足球隊，遠征世界，載譽而歸。此外，他還在國內外獨資建設了許多體育場所，如星洲虎豹遊泳池、暹京虎豹兒童運動場、福州體育場、海南島白沙遊泳池等等。在華僑企業家中，如此熱心體育事業者，胡文虎實為第一人。
“愛國是華僑的天職”，這是胡文虎的一名句言。抗日戰爭期間，為支援祖國抗戰，胡文虎在捐款、贈藥和認購公債、慰勞傷兵、保育兒童等方麵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國內外人士一致公認他是華僑中捐資獻物較多的一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致電嘉獎胡文虎：“情殷愛國，迥異尋常”。國民政府財政部特授予他一等金質獎章，軍政部也頒發給他海陸空一等褒獎。1988年9月18日，中央電視台在《抗日烽火》專欄節目中，熱情讚揚了愛國僑領胡文虎和陳嘉庚對抗日戰爭的巨大貢獻。胡文虎確實做到了他自己所說的：“良以國家興亡，人各有責，際此全麵抗戰之時，正吾人報國之日，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毀家紓難，亦份所宜。”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胡文虎精神振奮，大聲疾呼，號召華僑回國投資參加經濟建設，他在1945年8月25日的《星島日報》就此發表了專論，1946年8月18日又在《星洲日報》上發出《建設福建之芻議》-文，發起了移閩僑財富回國建設故鄉的“經建運動”。此後，胡文虎奔走呼號於新加坡、香港、廈門、福州、上海、南京各大城市，為籌建“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閩僑經建公司成立後，胡文虎認真工作，成績斐然。為把“經建運動”推向高潮，胡文虎曾幾度飛往南京洽談成立“福建建設銀行”事宜。福建建設銀行是“經建運動”應辦的第一個重大項目，是開發建設福建，吸收資金，吸引閩僑外彙回國的關鍵部門。然而，由於福建銀行的設立，勢必打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壟斷金融的局麵，所以這一項目遭到了國民黨中樞政府的阻礙，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下令禁止開設福建建設銀行。這樣，福建“經建運動”便中途流產。胡文虎發起的福建“經建運動”盡管失敗了，但它是南洋閩僑熱愛祖國、建設故鄉的生產開發運動，它開創了近代華僑群體投資建設祖國的先河。
胡文虎是客家人，終其一生，客家精神始終照耀著他。從早年艱苦創業、發家致富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及提出“千所小學、百座醫院”的計劃，到抗戰時慷慨力助國難，再到晚年發起“經建運動”，開發桑梓，無不表現出艱苦奮鬥、樂善好施、愛國愛鄉的客家精神。作為華僑企業家，他為開發南洋，建設僑居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寫下了中國華僑開拓東南亞的美麗篇章，而他在祖國的企業活動，對推動民族經濟發展，對祖國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建設，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七“泰國石油大王’’丁家駿
“德高望重、學貫中西、溝通中泰”這是泰國華人社團及工商界對泰國石油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家駿先生的一致評語。
在丁家駿先生的名片上擁有以下眾多頭銜：泰中友好協會副會長、泰國中華總商會秘書長、泰國客屬總會榮譽會長、泰國丁氏宗親會理事長、泰國豐順會館永遠名譽主席及泰國天華醫院副董事長等等。然而，更為引入注目的，還是他“石油大王”的美稱。
丁家駿先生祖籍廣東省豐順縣，是晚清名臣丁日昌的後裔，早年曾先後肄業於豐順縣立中學、仙頭髻石中學，後轉學新加坡榮華學院攻讀英文，由於其勤學苦練、聰慧過人，所以其英文造詣頗深，中文修養也較深厚。在許多場合丁先生中文妙語連珠，英文出口成章，從而被泰國華人社團譽為“不可多得的奇才”。
丁先生善於揚長避短，利用自身的優勢去適應社會，奠定事業的基礎。1952年前，丁先生曾服務於香港與廣州的亞細亞油業公司，曾一度出任廣州煤公會董事長，但他發現，他似乎更適合單獨從事石油事業，遂於1952年到泰國創辦了泰油貿易有限公司。
萬事開頭難。創業伊始，丁先生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然而，丁先生憑著客家人的創業精神，加上他多年從事石油經營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泰油貿易公司成立後不久，他就獲得美國“賓賽”名牌潤滑油在東南亞的代理權，並重點在泰國市場代銷。隨著泰國工農業的發展和機械、汽車等需求量的增長，泰油貿易公司的客戶也不斷增多，公司業務迅速擴大，在泰國市場上站穩了腳跟。
泰油貿易公司的宗旨“方便用戶，處處為用戶著想”。隨著公司業務的不斷擴大，公司在重點經營滑機油的同時，於1979年在曼穀機場附近建成了現代化的賓賽油站服務中心及拖拉機陳列部。服務中心主要經營滑機油外，還開展汽車修理等業務；陳列部則主要向泰國用戶介紹並提供世界各國生產的拖拉機，以幫助泰國加速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公司還代理美國的“巴達”油精，荷蘭“比華路”火箭牌刹車油和瑞典“耐逸牌”強力電池等。
丁家駿先生熟悉市場行情，對泰國經濟發展趨勢及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特點了如指掌，所以在經營業務中常能駕輕就熟、應付自如。他認為，東南亞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其工農業發展需大量機械設備，對潤滑油脂的需求量也會日益增多，這是泰油貿易公司日益發展的大好時機。所以，公司於80年代初在曼穀湄南河畔上修建了一座規模巨大的潤滑油脂調和廠，生產高級潤滑油脂，供應國內外市場。目前，該廠生產的“賓賽”潤滑油脂主要供應泰國市場，“巴達”潤滑油脂則主要出口，銷售市場有日本、老撾、香港、緬甸、馬來西亞和黎巴嫩等國家和地區。
丁家駿先生善於“促銷”，雖然公司生產的產品早已聲名在外，但公司長期雇傭幾十名推銷人員長年在外推銷，推銷人員可得百分之十的傭金，多勞多得。因此，各種訂貨單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使公司年收入高達10億多銖。丁先生常說，“促銷”是搞活經營不可缺少的手段，公司每年用幾千萬銖作廣告，使自己的產品頻頻出現在電視、電台、報刊上。公司還定期組織賽車、分送公司產的產品、組織旅遊、對公司職工提供一定數量的物質獎勵。目前在泰國，公司的代理商已遍及各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銷售網絡。
由於丁先生超人的膽識和非凡的才華，使得他的事業青雲直上，而成為泰國今日的“油業巨子”。泰油貿易公司的經營規模，名列全泰十大油業公司的前茅。
丁先生在泰國名望之高，不僅由於他在事業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為泰國、泰國華人社團及平民所做的無私的貢獻。他在華人社團中身兼數職，幾十年來一直熱心社團的公益福利事業，對各種公益事業的經濟資助之多，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丁先生開玩笑說：“我隻知道開支票。”他是泰國天華醫院副董事長，為醫院盡力30多年，受益於丁先生資助的還有曼穀的華僑、朱拉、是裏拉、警察等醫院。由於丁先生對醫療界的傑出貢獻，泰國紅十字會於1967年授予他“一等勳章”，以感謝他在“救死扶傷”的領域中做出的貢獻。為方便資助各種公益事業，丁先生於90年代初出資一億銖，成立“丁家駿慈善基金會”。
丁先生出身書香世家，本身又是高級知識分子，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曾多次慷慨解囊，資助泰國的教育事業，幾十年來，他一直向教育部提供獎學金，每年資助三名留學生到中國，專學中國的文化和曆史，以促進泰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事業。丁先生還為泰國的華文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每年都撥款讚助華人大學、中學及小學開展中文教育，僅1991年一次就向籌建華僑崇呈大學捐款1000萬銖，使泰國形成讀中文的風氣。
組織開展華人社團工作，是丁先生的另一重任。1963年豐順會館成立時，丁先生被選為首屆理事長。他捐助巨款用來購地建館，並開始創辦助學基金會，出資建造豐順金湖山莊，使卒子泰國的父老鄉親有個歸宿之地。此外，他還擔任丁氏宗親會理事長，兼任客屬總會永遠榮譽主席等。
赤子之心、緬懷桑梓，是丁先生更加令人敬佩的一麵。丁先生於1987年5月25日揮毫書寫了一條幅——“強大的中國，好像日月星辰光芒四射，永遠照耀著人類居住的地球大地，造福人群”。從中可看出丁先生對中國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