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晚清與“五四”兩代人的努力，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學問體係、概念術語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說別的，單是知識類型、學科建構、圖書分類、文體劃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差異一目了然。今天中國人所談論的“文學”，以及“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文類，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大轉折時代建立起來的。此一“知識建構”的過程相當艱難、曲折與繁複，用“驚心動魄”來描述一點也不為過——此後八九十年，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波動與調整，但都是在延續前人的事業。借助那個時代的報刊、著述、辭典、教科書，以及可能公開也可能未公開的書信、日記、檔案等，中外學界正條分縷析，勾勒這一文化輸入、抗拒與調試的全過程。對於那時占主流地位的西學，既非頂禮膜拜，也不拒之門外，真正具有思想史意義的，必定是“對話”——某種意義上也是“抗爭”。
就以小說史研究為例，整個20世紀中外學界，凡取得驕人業績的，沒有一個走的是金聖歎的路子。但反過來，晚清開啟的“以西例律我國小說”，既是機遇，也是陷阱。陳西瀅誤指《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之所以引起魯迅的極大憤怒，除了此乃鑿空之說，更因魯迅根本看不上被世人奉為教條的西式“文學概論”。不僅魯迅，中國學界的有識之士大都有此誌向。隻不過，這一扔掉西學拐杖、凸顯中國文學特性的努力，最近二十年顯得尤為醒目。不僅中國人這麼做，外國學者也有此意圖——讀美國學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你能明顯看到其借用評點之學來解讀“四大奇書”的企圖。
在中國的飲食傳統中，一直有“原湯化原食”的說法；照此推理，用中國原有的理論術語來解讀中國古代詩歌、小說等，應該是最貼切的。可實際上沒那麼簡單。這種尋求傳統資源支持的閱讀與闡釋，在詩文研究上比較成功，而在敘事性質的小說、戲曲上，則“同誌仍需努力”。我猜測，那是因為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小說因“不登大雅之堂”而較少吸引特異之才，故理論體係的建構不算太成功——相對於詩話、詞話、文話以及書論、畫論而言。可這不等於說，這一努力的方向不對。關鍵在於，從何處入手，什麼是轉化的有效途徑，以及如何達到理想的境界。
我同意本書作者的觀點：“梳理中國小說之‘譜係’或為有益之津梁，而術語正是中國小說‘譜係’之外在呈現。所謂‘術語’，在本文中是指曆代指稱小說這一文體或文類的名詞稱謂，這些名詞稱謂曆史悠久，涵蓋麵廣，對其作出綜合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國小說之特性，進而揭示中國小說之獨特‘譜係’，乃小說史研究的一種特殊理路。”經由一係列考鏡源流、梳理內涵、抉發意旨、評判價值，本書確實給讀者提供了較為清晰的傳統中國小說的基本麵貌。
這一借勾稽“術語”來建立“譜係”的研究思路，馬上讓我聯想到朱自清的《詩言誌辨》。此等從小處下手，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那樣，“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在朱自清看來，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正途，更切實可靠，也更有學術價值。在《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1934）中，朱自清稱：“郭君還有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義，他的書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這裏。例如‘文學’‘神’‘氣’‘文筆’‘道’‘貫道’‘載情’這些個重要術語，最是纏夾不清；書中都按著它們在各個時代或各家學說裏的關係，仔細辨析它們的意義。懂得這些個術語的意義，才懂得一時代或一家的學說。”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最為引人注目處，確實在於對諸多重要文學觀念的精彩辨析。借考證特定術語的生成與演變，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實在是“老樹新花”。看看胡適、傅斯年對於清儒阮元治學方法的表彰，就能明白其中奧妙——後者所說的“即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與當下世人矚目的“關鍵詞”“觀念史”“語義學”“外來詞研究”等，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