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中的誌怪小說
六朝時，誌怪小說興盛。其中，旨在自神其教的“釋氏輔教之書”，為誌怪小說的大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誌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塗，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宏觀談到了中國小說與宗教的密切關係，尤其關注到中古誌怪小說“非有意為小說”，表明時人對這些作品深信不疑，相信作品中的人與事都是真實可信的。據孫昌武考證：六朝釋氏輔教類作品大都散佚，魯迅在《古小說鉤沉》中曾輯錄一些故事斷片；典型作品還有在日本發現的三種觀音應驗記，即宋傅亮的《觀世音應驗記》、宋張演的《續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的《係觀世音應驗記》，共輯錄了八十多個觀音故事，成為中古誌怪小說中釋氏輔教類的典型形態。
而《洛陽伽藍記》則保存了不少“釋氏輔教之書”。
《洛陽伽藍記》以佛寺為敘述中心，緊緊圍繞佛寺來敘事、寫人、狀物。何茲全在1998年4月4日的《中國文化報》刊文《佛教史研究的新領域》說：“五、六世紀（南北朝後期），每一個寺院都是它所在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中心。”這樣，作為文化活動中心的佛寺，就與誌怪小說結下了不解之緣，就與人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與人們的精神生活結下了深深的緣分。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指出:“傳說的核心，必有紀念物。無論是樓台廟宇、寺社庵觀，也無論是陵丘墓塚、宅門戶院，總有個靈光的聖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謂之傳說的花壇發源的故地，成為一個中心。”在《洛陽伽藍記》中，佛寺往往成為“傳說的核心、靈光的聖址、信仰的靶的、傳說的花壇發源的故地”，成為誌怪小說的策源地、傳播中心。這樣，我們就能更加深刻懂得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自序中說的，“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楊衒之實際上深刻地看到了佛寺與小說、敘事文學的密切關係，中小佛寺“取其祥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取其祥異”牽出不少誌怪小說作品，這些誌怪小說多與佛教及其傳播有關，值得重視；而“世諦俗事”則牽出許多誌人小說作品。
範祥雍在校注《洛陽伽藍記》時，寫了十分著名的論文——《洛陽伽藍記校注·序》，這篇文章成為20世紀研究《洛陽伽藍記》的經典名文。文章全麵論述了《洛陽伽藍記》的內容與文學成就，高度評價了《洛陽伽藍記》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認為它是小說史上重要的一環：〖=F(〗固然這一部書可以作為整個的一篇遊記小說來讀，同時我們必須知道在這一大篇小說之中還含有無數雜事短書的小說。因為每記一寺都有它的曆史或故事，有的寺還有和它相關的神話或異聞，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則一則獨立的來看，作為魏晉以來《搜神》、《誌怪》、《世說新語》一類小說來讀，它是繼承了這一類小說發展而來的產物。宋代修纂的小說類書《太平廣記》迻錄了不少則……我們如果不讀《洛陽伽藍記》，很難了解中國小說史何以會由魏晉《搜神》、《誌怪》、《世說新語》一類的小說忽然躍進到唐宋傳奇一類的小說？……總之，我們讀這部書好像讀小說，比讀魏晉以來《搜神》、《誌怪》一類雜事短書，粗陳梗概的小說；比讀《世說新語》一類殘叢小語，略記言動的小說，都覺更加快意。我想這是由於書有體係，有史有文；不僅談神說怪，獵奇拾遺，而且敘述婉轉有致，文辭穠麗秀逸，富於小說趣味的緣故。到了唐人傳奇，大都自覺地創作小說，“作意好奇”，“盡幻設語”，敘述就更加曲折，文辭就更加恣肆了。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小說從魏晉，經過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曆史演變的過程。〖=〗縱觀整部《洛陽伽藍記》，誌怪小說作品主要有：
宣忠寺記寇祖仁與城陽王元徽的恩仇故事；願會寺記神桑及其被砍伐的故事；光明寺記佛像捉賊故事；永和裏記董卓舊居發生的董卓向邢巒索還舊物的故事；崇真寺記比丘惠凝死而複活的故事；平等寺記佛汗故事；平等寺附記太原王廟的故事；景寧寺附記劉胡兄弟放下屠刀皈依佛教的故事；秦太上公寺記樊元寶傳書故事；白馬寺記沙門寶公故事；洛陽大市記狐妻截發的故事；菩提寺記死而複活的崔涵的故事；開善寺記已成為死鬼的韋英回故居尋找舊妻的故事、侯慶家佛像奪子性命的故事；永明寺附記孟仲暉家裏佛像夜行又忽然消失的故事等。
下麵我們就來具體看看這些誌怪小說作品吧。(一)宣忠寺記寇祖仁與城陽王元徽的恩仇故事
宣忠寺載莊帝殺爾朱榮，城陽王元徽曾參與其事，為莊帝出謀劃策。後爾朱兆謀反，擒得莊帝，欲捉拿元徽：〖=F(〗及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少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夢徽雲：“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采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征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雲：“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夢征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匹，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
楊衒之雲：“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托夢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這是一則誌人兼誌怪的跨類小說，《魏書·城陽王徽傳》也記錄了這個故事，《元徽墓誌》也敘述了城陽王徽之死：“銅駝興步出之歎，平陽結莫反之哀……春秋一，永安三年歲次庚戌，十二月六日，薨於洛陽之南原。銘詞雲：‘聰、耀為虐，冠履飄淪，壓焉斯及，殄瘁奄臻，剖心奚痛，殲我良人。’”在北魏王朝晚期，朝廷上層充滿動蕩，人們為了權勢，爾虞我詐，紛紛自相殘殺，讓北魏步步走向衰亡。在權勢紛爭中，城陽王元徽曾經有恩於洛陽令寇祖仁一家，元徽投奔寇家。寇祖仁卻恩將仇報，“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貪占了元徽帶來的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分給族人，於是斬殺元徽，將元徽頭顱送給爾朱兆。慘死的元徽離奇托夢給爾朱兆，慫恿爾朱兆索取寇祖仁“貪占”的黃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借爾朱兆之手懲罰忘恩負義者，於是爾朱兆“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寇祖仁聰明反被聰明誤，機關算盡卻反誤了卿卿性命。托夢這一情節成為整個故事的關鍵環節，故事尖銳諷刺了沒有道義節操者，充分肯定了元徽的徹底複仇行為，假借奇幻情節來完成整個故事的敘述，也借此尖銳諷刺、譴責了忘恩負義者。
這一故事中，作者兩次寫到人物內心活動，一次是元徽托夢後，爾朱兆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采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另一次是寇祖仁：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雲：“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兩次心理活動描寫，都自然妥帖，使故事的展開自然而合情合理，讀來讓人信服。
最後，作者淋漓盡致表達了自己的心聲，直接站出來，義正詞嚴地評論道：“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托夢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用“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兩個著名典故加強對寇祖仁的批判諷刺，這是史家筆法，沿用《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寫法，對曆史人物蓋棺論定，作出鮮明強烈的道德評判。故事結尾處冷冷加上一句，“時人以為交報”。“交報”一說，既有中國本土民間宗教思想，即著名的“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又有佛教思想的影響，表明北魏洛都民眾對於佛教的接受理解，並將其用在人事評判中，可見佛教善惡因果報應觀深入人心，說出時人共同的看法。後來該故事被《法苑珠林》“怨苦篇”收入，為更多的人所知曉。
(二)願會寺記神桑及其被砍伐的故事〖=F(〗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複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六朝誌怪小說善寫神異之物。這是一則名物兼佛教聖物故事，寫神桑的神奇靈異：“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複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樹形、葉果都無比奇異。全篇聚焦神桑，以桑為敘事中心，敘寫簡明，給人觸目驚心的印象，神桑為願會寺招來眾多布施，喚起了更多民眾對佛教的崇信。而離奇的是：天子命人砍伐，“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雲霧晦冥暗示了悲愴感傷的情景、氛圍，“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更寫出神桑的奇異，見者莫不悲泣，至此戛然而止，將這詭譎怪誕事物拋給讀者，讓人慢慢咀嚼。“伐木血出”故事亦可參見《風俗通義·怪神》“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條。
這則故事與中國詠物文學有密切關聯。《洛陽伽藍記》有十分濃厚的詠物傾向，記述了大量佛教聖物、聖跡，一定程度上，《洛陽伽藍記》也是中國古代詠物文學名著，既上承《山海經》、《爾雅》、漢散體大賦“詠物”傳統、六朝地理博物小說寫法，寫出中國本土民間古老的“植物崇拜”、“圖騰崇拜”；又融入了外來佛教思想旨趣，寄托了宗教情意，尤其民眾在虔誠莊嚴的宗教氛圍下，其哀婉之情更深。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在正史《魏書·靈異誌》也記錄了這一故事，研究這類誌怪小說，應該與傳世文獻如正史著作、出土文獻如墓誌等結合起來，打開視野，力求貼近曆史。董乃斌在《諸朝正史中的小說與民間敘事》中談到了民間敘事與官方敘事、文人敘事的複雜關係：從民間敘事→文人敘事→官方敘事；從民間口頭敘事→作家文字的藝術敘事→史官禦用欽定的經典敘事。神桑之類神異故事，當時人深信不疑，楊衒之也正經八百講這一故事。在古代中國，曆史著作與古典小說一直關係密切，紀實與虛構相伴相生，先秦《左傳》、《國語》、《戰國策》就有不少虛構的故事、虛構的人物語言，所以錢鍾書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擬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後按曰：“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裏巷閑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
透過這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我們隱約可感到當時社會宗教氛圍之濃，北魏晚期的社會動蕩加劇了這類故事的產生，加快了這類故事的流傳；同時，這類故事彌漫開來，就會讓社會更惶恐、人心會更不寧，這類故事往往也成為社會動蕩的觸媒、導火索。所以，文學對社會生活不隻是反映，也會幹預影響社會生活。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從來就是相互影響的。(三)光明寺記佛像捉賊的故事
段暉宅：〖=F(〗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並有二菩薩……暉遂舍宅為光明寺……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這是一則宣傳佛教神異靈驗的誌怪小品，縣令段暉宅院充滿離奇詭譎，先是“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於是掘得佛像、菩薩像，銘文表明是西晉名人荀勖所造，為前代遺物，段遂舍宅為寺。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如此倒黴、笨拙的盜賊遇上神奇無比的佛像，可謂倒八百輩子的黴。此可稱為喜劇小品，極富喜劇色彩，讀來讓人會心一笑。而“洛陽大市”記民間釀酒高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F(〗市西有退酤、治觴二裏，裏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裏。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藩，路逢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複命擒奸酒。遊俠語日：“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紀實的誌人小說或雜傳。
《魏書·釋老誌》也載類似故事。北魏延興二年，獻文帝下詔“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鹹睹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
當然，在歡快輕鬆的氛圍下，作品主旨還是在突出佛教神奇，喚起人們對佛的崇敬。這樣的故事確實對當時人尤其是下層民眾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佛像發光、擒賊，看似光怪陸離，事件瑣碎，不登大雅之堂，但正如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言：“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隻是個別事件或者種種雜事；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複發生，經多次反複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它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便能顯露社會的麵目。”詭譎故事其實是現實人生和社會真相的反映。此屬誌怪小說“自神其教”母題。
荷蘭漢學家許理和著有《佛教征服中國》一書。佛教之所以能征服中國，尤其是征服下層民眾的心，個中原因十分複雜，我們想，借助這類神奇故事應是一重要途徑、手段和方法吧？六朝誌怪小說於佛教傳播功不可沒。
永和裏董卓舊居發生的董卓向邢巒索還舊物的故事，是一則誡貪誌怪小品或一則社會新聞。〖=F(〗寺北有永和裏，漢太師董卓之宅也。裏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裏中有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仆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裏。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巒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雲：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永和裏有董卓舊居，其宅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北魏時這裏“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裏”，是洛都著名的富貴社區，人們時常掘得金玉寶玩，邢巒常掘得丹砂及錢，董卓托夢索還，邢不還，很快死去。(四)崇真寺記比丘惠凝死而複活、遊冥界的故事
惠凝講述五個僧人死後在陰間一同聽候閻羅王的審判，決定是升天堂，還是“入黑門”。作為誌怪小說，敘述比較呆板，文字較冗長，茲不引錄！
這則誌怪小說反映了北魏佛教多元發展。漫遊冥界的惠凝現身說法，成了閻羅王的傳聲筒，借死而複活的惠凝之口，表彰坐禪苦行僧侶、誦經僧侶，讓其升天堂；貶斥隻喜好講經者、造作經象者、造寺立寺者，都不得善果，被打入“黑門”。入“黑門”的細節敘述，正如曹道衡在《關於楊衒之和〈洛陽伽藍記〉的幾個問題》中指出的，與《幽明錄》相近：“康阿得死三日，還蘇，說：初死時，兩人扶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裏，見北向黑暗門，南入見東向黑門，西入見南向黑門，北入見有十餘梁間瓦屋。”黑門想來應是民間說的地獄之門吧。
借惠凝之口，對比不同僧侶，以此鼓勵僧俗二眾都來坐禪苦行、誦經，反對一味講經、造作經象者、造寺立寺者，其後朝廷頒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宗教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複以講經為意”，表明這個故事在當時產生了比較大的實實在在的影響。這則小說對理解北魏佛教曆史有重要意義，它表明北魏佛教發展呈多元傾向。眾所周知，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雖然在南北朝幾乎同時成為國家宗教，但隨著南北政權對峙，南北不同的文化傳統、習俗與文化心理，南北朝佛教也呈現差異：南方佛教重佛理探索，北方佛教重宗教實踐。(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荷蘭漢學家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這一故事，似乎傳達出北魏佛教向著篤行、重視宗教實踐——坐禪苦行、誦經等方向發展，而這恰好成為北方佛教的傳統，從而有別於南朝佛教。(五)平等寺記的幾個故事
1.平等寺記佛汗的故事〖=F(〗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麵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裏往而觀之。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它綿，俄然複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複汗，京邑士庶複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這則誌怪寫佛教聖物佛像靈異，平等寺佛像“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人間每每有災異變故降臨，佛像就預先“麵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文中記錄三次佛像流淚：孝昌三年十二月、永安二年三月、永安三年七月。其中詳寫第一次流淚：“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它綿，俄然複濕。如此三日乃止。”作者飽含情意，敘事婉轉細膩，讀來感人至深；結果第二年“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使王朝大傷元氣，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河陰之役”。“河陰之役”是曆史上罕見的大慘劇，《魏書·釋老誌》雲：“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宅，略為寺矣。”楊衒之敘事十分高明，語言甚為精簡，有了第一次的詳寫，就略寫二、三次佛汗。第二次流淚，就有了“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第三次流淚，有“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詳寫第一次，略寫後兩次，詳略得當，敘事、語言都十分簡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