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劇集曾首先於1976年2月至5月間在香港當時三個播放中文電視節目的電視台之一麗的電視中文台播出。因反響熱烈，在電視台的要求下，這部電視劇接著於5月至8月間在佳藝電視台播映，12月份又在麗的電視重播。13集電視劇加上廉署製作的同樣主題的5分鍾宣傳片，借助於當時電視機的普及與免費中文電視節目的提供，以及同樣反映相關內容的平麵廣告與無線廣播，加速了市民對這一神話的認同。在社區關係處成立並成功地開展其最具影響的工作（製作並投放電視劇和相關廣告、短劇）之後，市民“似乎將公署當做‘冤情大使’”，不管是腐敗案件還是其他並非腐敗的一些舉報，一體向廉政公署湧來。1976年的實名舉報率出現了最大升幅，緊接著實名舉報超越了匿名舉報，實現了此長彼消的轉變。這種轉變後來雖有微小變化，但基本呈持續改進的態勢。
電視劇並非唯一的宣傳渠道。社區關係處全麵運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各種傳播媒介，采用新聞公報、電台及電視廣告短片、海報等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在隨後的工作中，社區關係處的教育工作並非僅僅局限於通過媒體，它們更走向學校與社區，全麵紮根於香港社會之中。反腐敗神話亦隨著社區關係處工作的開展，借由反腐敗執法的印證與強化日益深入人心。
三、結論
香港的經驗表明，廉潔轉型可能以某種突變的方式而不是漸進方式發生。而這其中，反腐敗神話的構建與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這一突變的發生。它一方麵幫助實現了價值觀的轉變，減少貪汙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麵也動員民眾挺身而出，積極支持和參與反腐敗工作，從而成為繼獨立反腐敗機構成立之後的第二節助推器，在廉潔轉型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事實上，構建和運用反腐敗神話從而實現廉潔轉型，在新加坡亦有著類似的情況。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主管皇家香港警察隊檢舉貪汙組的總警司羅彼得在考察新加坡的反腐敗經驗後總結說，新加坡反腐敗取得顯著成效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大部分人口“經由政府鼓吹而了解，國家的前途不容有貪汙行為存在”，從而產生一種熱心、一種責任感和對國家的忠誠。這與新加坡成為共和國之前民眾的態度“大相徑庭”。至於新加坡所謂的高薪養廉等旨在影響人們的理性選擇的舉措，不是在廉潔轉型之前或過程之中，而在實現廉潔轉型之後。
反腐敗神話也改變了反腐敗宣傳教育戰略的地位。在香港三管齊下的反腐敗戰略當中，教育戰略並非單純地傳遞信號，扮演旨在降低腐敗收益及相關預期的懲治與預防工作的一個配角。在廉潔轉型過程當中，促使社會價值轉變和腐敗民俗改變，以及鼓舞民眾挺身而出參與反腐敗，承擔著更為根本的使命，其中，教育戰略才是真正的主角。腐敗均衡或廉潔均衡的維持，誠然是身處其中的博弈者理性選擇的結果，然而由腐敗均衡向廉潔均衡的轉變，則更有賴於社會神話所宣傳的價值與所鼓舞的民眾行動。在廉潔轉型的反腐敗改革進程中，誠然需要發揮反腐敗執行與腐敗預防的功用，但重視教育戰略更有其獨特價值，盡管社會神話的構建與運用遠非這一戰略的全部。對於大國來說，腐敗民俗更加強大，確立廉潔價值和動員民眾支持與參與反腐敗工作的任務更加艱巨，腐敗均衡更難改變。反腐敗社會神話的構建與運用，或許能夠為由腐敗均衡到廉潔均衡的關鍵性轉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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