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有述，“平戎萬全陣”這玩意兒乃是當初宋太祖趙匡胤他弟弟宋太宗趙光義研究出來的所謂“陣圖”，是專門用來指示前方的將軍如何布陣打仗的。
而根據宋代史籍中所見，除了臣子歌頌“平戎萬全陣”真牛逼、特牛逼的幾句空話外，未見有其成效的記載，相關戰例也透露出宋太宗禦賜陣法無法用以實戰的事實。
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十月，就在第一次北伐幽州大敗不久，遼軍發動南攻，宋遼雙方主力在滿城對陣。宋太宗預先“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宋軍按圖布陣，各陣之間空隙頗大，“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誌”，此“八陣之陣圖”可視為“平戎萬全陣”之前身。
當時領兵的將領趙延進認為“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主張改變陣形，“合而擊之”。主帥崔翰不敢“擅改召旨”，後在趙延進等人主動承擔責任的情況下，才將軍隊改為前後二陣，“前後相副”，集中兵力出擊，結果大獲全勝。
不過，滿城大捷雖然明明白白是將帥臨陣靈活應變的結果，可是朝廷上下的相關人等還是心照不宣的把功勞都記在了趙光義的“賜陣圖”上，開啟了有宋一朝十分奇葩的“陣圖戰爭”大時代。
當然了，宋太宗趙光義之所以要用陣圖指揮前線作戰，特別是推出“平戎萬全陣”投入禦遼戰場，不僅沒有成效，反而暴露出諸多問題，那麼他為何在前線堅持實施，並成為一時影響甚大的作戰陣法？
顯然，這與創製者宋太宗本人及當時邊防戰略轉變有密切的關係。趙匡胤建立宋朝後，致力包括收複幽雲地區在內的統一事業。從有關當時各方麵的文獻記載看，宋太祖在將帥出征前雖有指示，但對於實際的用兵過程則一般不予幹預。
通觀宋太祖朝的戰事活動，沒有一次禦賜陣法、陣圖的紀錄。如曹彬率軍出征南唐時，宋太祖不僅賦予指揮大權，而且特賜尚方寶劍，“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
在征討荊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處耘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後因執行軍紀與主帥慕容延釗發生矛盾，宋太祖為維護統帥權威，不得不將李處耘貶謫。而在河北、河東前線帶兵的將領更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凡軍中事皆得便宜”。
可見，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將能而君不禦者勝”的原則，並不熱衷禦賜陣法、陣圖。《武經總要》前集卷七專門記錄宋朝所製陣法，唯獨沒有宋太祖朝的陣法，作者這樣解釋：“恭惟藝祖皇帝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此當為其不拘泥陣法的佐證。
而到了宋太宗趙光義的時代，這廝因為是通過篡位稱帝，因此對臣下刻意防範，軍事將領又是猜忌的主要對象。
他登基初宣示“事為之防，曲為之製”的原則，也是更多針對握兵的武將群體。
同時，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標準，即在於循規順從，所謂“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禦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說，對武將重服從，輕果敢。
清初學者王船山針對當時形勢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