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漢明帝時期所以出現考課製度，與當時的政治危機有緊密的關聯。關於明帝統政期間的危機，其實孫權早有預斷。《三國誌·諸葛謹傳》載有孫權的一封信，內中表達了他對於陸遜論斷的批駁。陸遜認為曹魏政權的危害，到魏明帝時期會變得更為酷烈，他的證據是曹叡即位伊始采取了不少深得民心的舉措。但是孫權不以為然，他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曹叡才劣，故不能像曹公那樣駕馭群臣將領；曹叡年少即位，而群臣皆已曆練奸猾，故不能像曹丕那樣通過恩待獲得忠心擁戴。第二，權勢不專，陳群等輩必將生奸作態。結黨營私在所難免。孫權第一點理由實際上與杜恕所言相符。群臣與帝王並無血脈之連，利益不一，不能以賞罰駕馭群臣，自然難得他們盡忠自效。孫權所說的第二點理由，實際上也與杜恕之言內在相協。杜恕言群臣忠誠不再，指的是群臣對帝王的忠誠出了問題，而群臣不再盡忠於帝王，恰恰與重臣樹黨、私相勾結有關係。至於明帝時期較為嚴重的結黨問題，前文已有涉及。何晏、鄧颺等人結黨在明帝時期雖然被打擊，但是這個時期高官的結黨問題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足夠有力的措施進行應對。司隸校尉舉薦司馬懿精神錯亂的侄子，已經是一個信號；在群臣薦賢的背後，暗湧著結黨的浪潮。茲舉一例作為印證，《三國誌·賈逵傳》裴鬆之《注》引《孫資別傳》載有孫資對賈逵的褒歎和薦舉，而我們從《三國誌·劉放傳》裴《注》所引《孫資別傳》中可知，賈逵是孫資的友人並且同為河東人，此實為黨人相推。明帝彌留之際，司馬懿不在朝廷，最後卻躋身輔佐大臣，中間出力者當不止孫資輩。前此，必有重臣為之遊說稱譽，努力在曹叡心中樹立司馬懿的美好形象，此輩多為黨徒。曹爽事發，司馬氏攻擊大司農桓範結黨奸邪，問題是司馬懿廢黜多時，一朝兵起，從者甚多，可見根基深厚。樹此根基，必由經營多時。由此逆推，重臣結黨，由來已久，孫權之斷，殆不為虛。
可見，以名譽互相稱引，樹立幫派，正是朝臣結黨的重要手段。魏明帝時期所以出現考課製度，正是應對此種危機。既然不能要求朝臣忠心耿耿，那麼必須製訂製度對其擢用、晉升加以考核。其實，這也是京房的初衷，隻不過沒有落實為真正的製度。考課製度固然不是最理想的政治製度，也不能解決漢元帝一朝的所有問題，而且考課製度對君主本身明察有較大的要求。然而，麵對漢元帝時期盤根錯節的結黨問題，麵對當時朝臣名實不符、表裏不一的情形，麵對眾多高官碌碌無為的現狀，考課製度若能執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這一切隻能停留在假設。
五、韋玄成
韋玄成是韋賢少子，韋氏父子先後擔任丞相，極為尊貴，所以鄒魯之地有諺語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清代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引用韋賢、韋玄成父子相繼擔任丞相的佳事，視為經學極盛的表征。
韋賢為相劣跡斑斑，前有論述，韋玄成在位也遭到不少譏議。京房在談到考課法的時候，就提到韋玄成因為碌碌無為而阻止此法推行。今觀其傳，韋玄成所為，遭人譏議者有三。
（1）佯狂讓爵，斯文掃地。史載其事曰：
（韋）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征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禦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耀暗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仆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誌，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禦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2）自行不謹，貶黜爵位。史載曰：
數歲，玄成征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
（3）偷安一時，反對治安長策。史載韋玄成碌碌無為，暗於政事，曰：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禦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製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禦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秏，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外，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穀。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韋玄成碌碌無為卻又阻止賢能者作為，遭到王夫之猛烈批判。其言曰：
（馮）奉世之決於進討，功不可泯；韋玄成、鄭弘之固陋，罪抑不可掩矣。……夫羌地亙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為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並則合；使其得誌以逞，非但唐之回紇、宋之元昊已也。……馮奉世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於今受其賜，非玄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韋玄成在丞相之位，用力所為者乃廟製改革一事。細觀其事，實有兩節：罷郡國廟、定迭毀製。其言罷郡國廟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雲：‘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仆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複修。”其定迭毀之製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複修。”
宋代秦觀對韋玄成等人定廟製，頗有譏議，視為腐儒所為。“愚觀韋玄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嚐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秦觀認為，祭祀之禮本於人心，因於時變，故而與時俱移，不可固守，要在適人心而已。因此，古今祭祀不同，因為時代不同，養生之具不同，並不是因為人心人情發生了變化。“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跡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台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製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終始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鹹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製禮之本意也”。在秦觀看來，漢初叔孫通頗能把握這種時變的精神，而韋玄成等人卻闇於此理。“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以為原廟。又嚐出遊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嚐有，通輒以為請者，知製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玄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
秦觀對韋玄成的批判，不僅在於其所為不符“禮之用時為大”之原則，更在於他不明輕重，抓小放大，無益於漢廷政治。“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廐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製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玄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遊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台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嚐罷角抵上林宮館希禦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秦觀由此認為，漢元帝所好者乃腐儒，並非真儒。“史稱元帝少好儒，及即位用玄成等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鳴呼！以玄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六、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張禹之學長於《周易》與《論語》，史載曰：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說《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
張禹編纂《論語》極有影響，史載曰：
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張禹在元成時期極為尊貴，禮遇程度甚至超過成帝外戚。史載曰：
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秋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複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張禹最為後世譏彈者有二事。
（1）自奉過厚，違背禮位精神。與諸家相比，儒術尤為注重奉養之事。儒家禮製關於衣、食、住、行等皆有非常精細的規定，其種類之繁多、品質之精良、進用之合理皆極有講求。然而，儒家思想並不主張享樂與縱欲。事實上，儒家思想言奉養皆與禮製相關，主張禮儀奉養與地位等級匹配，老幼有異，尊卑不同。然而，張禹卻常常違背這種精神，貪求過度，不守本位。史載：
（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
又載：
（張）禹年老，自治塚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遊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2）患得患失，違背人臣之道。張禹之學長於《周易》，對於時位、禍福、得失極有講究。《周易》之學固然重在禍福凶吝，卻也注重君子小人之別，注重出仕操守，注重避免過失。張禹為求避禍趨福，常常不守人臣之道；為求私利，無所不為。史載：
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鹹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鹹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宮，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又載：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而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或為諸侯自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曲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王元之認為，張禹使儒術臭名昭著，決不可忍。其言曰：
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之於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黈纊，蒙瞽君視，聾瞶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瘂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蓍蔡，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讚之道邪？手決覆亡之機，躬開殺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李德裕則直謂張禹為漢賊、國妖，其言曰：
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鬥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
七、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始為太守府太吏，十分困頓。後辭官就學，研治《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
翟方進既熟悉文法吏事，又精研《春秋》之學，奏議可觀，亦刻深至骨。史載翟方進舉劾司隸校尉陳慶曰：
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一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
載其舉劾司隸校尉涓勳曰：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禦坐為起，在輿為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載其奏免故人陳鹹、逢信曰：
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奸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鹹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鹹、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
載其再度奏免陳鹹曰：
鹹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托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
載其奏紅陽侯王立黨友曰：
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托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還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巨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鹹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害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鹹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群邪之望。
縱觀上述奏劾，翟方進攻擊政敵，極具殺傷力。考察其中原因，其要有二。首先，翟方進秉承《春秋》學探求心意的傳統，並且求之過深，多從簡單行為事實背後挖掘當事人內心的動機，將那種深層的、隱秘的、陰險的、惡毒的謀劃和想法揭露出來，使得當事人顯得無比凶殘，麵目可憎。在翟方進嘴裏，陳慶明知職位準則，知道漢成帝的追求和期望，卻不以為意，反而預留後路，一意謀私，全無忠心；而且行為放肆，毫無顧忌。涓勳則是一個放肆妄為、表裏不一、蓄意敗壞朝綱的人。在翟方進筆下，陳鹹的內心世界無比險惡，善於謀劃，善於權衡，善於攀援，全無法紀，全無廉恥。那批依托紅陽侯的朝臣，也被翟方進描述得非常醜陋、陰險和可怕。事實上，人之行事多有動機和謀劃，然而也有習慣與自然，並不能簡單地從行為事實導出動機。人是複雜的，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和意義，而且環境、時勢等因素皆應該考慮其中。當時太中大夫平當就認為，翟方進所言別有用心，求之過深，不合實情。“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其次，翟方進秉承儒術追求超越的傳統，在奏劾政敵的時候，往往上崗上線，將其行為事實放到崇高的社會道德標準之下，兩相對照，高下分明。使得政敵的行為，在崇高標準的映襯下顯得無比渺小與醜惡。在舉劾陳慶的時候，他樹立了崇高的漢成帝和朝綱的形象，使得陳慶相形見絀，令人愈發不可容忍。在舉劾涓勳的時候，他又樹立王道綱紀，張大《春秋》之義，使得涓勳所為，愈發醜陋，讓人覺得不可寬恕。在奏免陳鹹諸人的時候，他反複稱引孔子之言，以仁人君子作為標杆，使得陳鹹諸人顯得無比庸鄙，無比的醜陋和險惡。事實上，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並不能時刻操執理想的、崇高的標杆去比照他人。翟方進打擊政敵，可謂不遺餘力，無所不用其極。
史載翟方進善於為官，“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不過翟方進後來卻被漢成帝逼死，令人噓唏不已。史載其事曰：
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唯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奸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嚐忘焉。朕唯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有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製詔下君，君雲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複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外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諡曰恭候。長子宣嗣。
司馬溫公對翟方進之死，頗有感歎，認為漢成帝所為不道。其言曰：
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乃曰移腹心之疾置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不過，王夫之卻認為翟方進為人邪妄不正，難逃其死。其言曰：
成、哀之世，所可任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進，尋丈之間耳，皆以其身試權奸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籠，即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方進之附淳於長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後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尤出諸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之變，駕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嫉也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免乎？
王氏所言，值得注意。翟方進為人，刻深之外，結黨營私亦為大弊。成帝時期，石顯等宦官勢力已經被除，外戚權力威震天下。所以這個時期，這兩個勢力都不可能成為結黨儒生的攻擊目標：宦官勢力已不存在故而無所謂攻擊，外戚勢力太大，所以儒生隻會投靠外戚而不會與之為敵。事實上，成帝時期儒生結黨與外戚專權有著緊密的聯係。正是外戚淳於長的提攜，翟方進、何武與薛宣的結黨才成為現實。
成帝時期的翟方進、何武等人的關係，與前代蕭望之三人的關係稍有不同。蕭望之三人結黨發生在外戚和宦官勾結專權的背景下，儒生當時感受到外在的壓力，所以他們結黨可以說是對宦官、外戚勾結的積極應對。而成帝時期已經不再存在一個互相勾結的權力集團在外部製造壓力，所以翟方進、何武等人的結黨，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擴張、鞏固自己的權勢。盡管與前代儒生結黨在時代背景上、追求目標上並不完全相同，然而翟方進等人用以結黨的方法卻基本上相同。主要還是互相稱舉聲援，排斥與攻擊異己。薛宣是成帝時期能力很強的高級官吏，稱為能吏，但是儒學造詣並不深厚。薛宣先為丞相，厚結儒生翟方進，拔擢其任“丞相司直”。翟方進遷為丞相之後，又極力推獎精通文法、熟悉製度的薛宣，使得薛宣再度尊重。“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製度，前所坐過薄，可複進用。上征宣複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複尊重”。可見翟方進和薛宣之間存有互相褒舉稱揚的關係。薛宣在為丞相期間不僅深結翟方進，儒生何武也得到薛宣的親近，“（何武）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翟、何之間也存有特殊的關係：“（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誌相友。”研究翟方進、何武和薛宣的結黨關係，有三個方麵的材料尤其重要。第一，翟方進、薛宣與淳於長的關係；第二，翟方進為薛宣排除異己的活動；第三，何武和翟方進的在官職改革中的同一立場。先看第一個方麵的材料，史載：“（薛宣）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於長罷就第。”又載：“初，定陵侯淳於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可見，薛宣和翟方進都曾經親近外戚淳於長，可以看作是儒生對外戚勢力的攀援和依附。淳於長是元後的外甥，當時非常得寵，“（淳於長）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巨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 淳於長得幸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得王鳳之薦和得成帝之歡心。所以漢成帝一定要找一個理由封賞他。淳於長憑著元後和成帝的共同的優遇，在當時權動京城。翟方進因淳於長推薦而獲得宦途暢達，後世每每有稱述者。第二個方麵的材料，翟方進在攻擊陳鹹的時候引用了季子的話，對自己的行為進行附會，標榜自己是那種忠於帝王的疾惡如仇的正義官吏。但是實際上翟方進對當時官僚的攻擊很多時候都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就包括結黨的目的。涓勳攻擊薛宣，翟方又為薛宣回擊涓勳，為其排斥異己。當時平當即認為翟方進所為，“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這種行為的就是結黨。當然作為翟方進的黨援，薛宣自是另一種評價，“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從薛宣對翟方進的褒獎中，我們可以看出翟方進對兩個司隸校尉的攻擊，其實都是在為薛宣清除異己。第三個方麵的材料，作為翟方進的黨援，何武則是官職改革主張上與翟方進同進退，共上下。史載：
及為禦史大夫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並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逾，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製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複複故，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
又載：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谘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製。”奏可。
何武和翟方進在官製改革上這種高度一致的現象，應該值得我們注意。這種一致與他們的黨援關係究竟存在怎樣的聯係，很難進行定量的分析，但是其間必定有某種聯係，倒是可以肯定的。當知，官製改革與利益，用人相關，而結黨尤其依仗此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