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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的初衷，似乎是要將資產階級腐朽的剝削階級文化和官僚主義、老爺作風等徹底清除掉，其範圍僅限於思想文化方麵。然而，“革命”一開始便處於極其混亂的狀態，不但未能清除一些黑暗的、反動的思想，反而使一些壞人乘亂而起，大肆活動，“革命”很快便走向了一種極端，隻有破壞，而毫無建設，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野蠻至極。像豐子愷這樣的文化名人，可謂首當其衝的“革命”對象，給他定的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學術權威”還算實事求是，而“反動”在何處？這從他大半生所創作的難以數計的漫畫、隨筆、論文、譯文中隨意選出一些來，加以歪曲，即可成立，十分簡便，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城中好高髻》一畫，就被指控為惡毒諷刺、攻擊黨的領導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大毒草；《代畫》一文表麵上是寫鎖梯子的事，實際上是醜化新社會；一九六二年，他在文代會發言中，反對強求一律的文藝政策，反對對文藝像冬青樹一樣被大剪刀任意剪割，希望讓小花、無名花也能好好開放，這發言，更是瘋狂抵製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阿咪》中說什麼“貓伯伯”，其實說的是“毛伯伯”；還有《聽我唱歌難上難》這本讓幼兒識對錯的讀物，其中竟有“東方出了個綠太陽，我抱爸爸去買糖”之語，盡管本來是故意畫錯寫錯、好讓幼兒識別的，但牽扯到太陽的顏色問題，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了。至於去江西革命根據地參觀，所寫所畫的贛州“魚頭魚尾羹”，有頭有尾，而無魚身，豈不是影射革命是虛假的麼？這一類的東西，在豐子愷的作品中，可說是太多了，如此反動，還能不“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於是“紅衛兵”、“造反派”們把豐子愷拉到街上，拉到大會上一次一次批鬥，要他低頭認罪，要他承認自己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用心。“造反派”們所發的《批判豐子愷專刊》，號稱“十萬人鬥豐子愷”。
用十萬人來對付一個如豐子愷樣的文弱書生，實在有些可笑，而又十分可悲。豐子愷雖真誠地擁護社會主義，讚美黨的領導，但基本上閑居家中，不問政治，所以對這股政治狂飆沒有絲毫思想準備。起初，每次被鬥爭批判完畢回家，他的神情都很緊張。他曾反複自問：難道曆史上的文字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要重演？難道真理和人性就這般脆弱，一夜之間便被擊毀？自己明明對新社會一腔真情，而現在卻硬被逼迫承認自己仇恨新社會；自己明明追求道德高尚，現在卻硬被逼迫說自己是個內心醜惡的人，這千古奇冤向誰去訴？
有一天中午，他回到家時，神色異常陰鬱。本來酒已被迫戒去多日，可是這一天中午，當飯端上來時，飯被他推到一邊，叫拿酒來喝。妻子怕他酒後出事，隻讓淺淺地倒了一杯端給他，他端起杯，皺著眉，過了許久，突然放下杯和筷子。孩子問：“爸爸，你今天怎麼了？”他說：“他們硬逼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說如果不承認，就要開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來批鬥我……我實在是熱愛黨，熱愛新中國，熱愛社會主義的啊！可是他們不讓我愛，不許我愛……”他哽咽著說不下去了，大滴大滴的眼淚落入眼前的酒杯裏。他猛地端起杯，連酒帶淚，一飲而盡，長歎一聲，淚如雨下。他掏出手帕，捂住了臉，泣不成聲。作為一名正直的知識分子，他所最珍貴的，是自己的人格，是高尚的理想，而現在要毀掉的正是這兩種東西。
這天中午，豐子愷如同用眼淚和酒告別了過去的自己，自此之後，似乎橫下一條心，對一切冷眼旁觀，無論多麼無情的批鬥，無論多麼殘酷的折磨，似乎再也觸動不了他的心靈。他又開始飲酒吟詩了。他回家後不再談外麵的事。他吟陶潛的詩：“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他的留了數十年的長須被剪去後，引用白居易的詩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次，他被掛了黑木牌牌遊街，回來後說：“兜了一個圈，有人看見我脖子上掛的牌子，說：豐子愷，老畫家！”有一次他被帶到浦東批鬥，晚上在黃浦江坐船，回來後，他說：“今天我作了一次‘浦江夜遊’！”然而有一次，“造反派”闖入畫院，把他按倒在地，用腳踩了，在他背上澆一桶熱糨糊，貼上大字報。因為跪得時間太長，站起來時，一下子又跌倒了，還有人拿了皮鞭往他身上抽。這天他回到家，仍強作鎮靜，什麼也不說，隻是喝酒。然而背上的糨糊瞞不過家裏人，妻子和女兒痛哭起來，他反過來安慰她們：“我不是照樣回來喝酒了麼？不要去說這些，不要管他，給我把酒斟滿一點！”他的酒量很大，過去也常有豪飲的時候，此時此刻，酒更成了須臾難離的東西，但這酒的滋味，與白馬湖的紹酒、重慶的渝酒大大不同了，如今他才吃出了人生的苦味。
不久，豐子愷便被關進“牛棚”了，因為他是“牛鬼蛇神”中的一員。牛棚有牛棚的好處，裏麵都是同等遭遇、同等地位的難友，互相之間，有共同語言。有時正在聊天，忽然被叫去挨訓，但回來後，神情毫不變化，仍接了先前的話頭談下去，如同去上了趟廁所歸來。坐“牛棚”，寫“思想彙報”，他一點也不打怵。有一篇他寫到掃馬路，正掃著，一位清潔姑娘見了，就過來手把手教他，告訴他怎樣較為不費力，從這件事上，他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智慧，表示要向勞動人民學習。這篇思想彙報現不知在何處，若還在的話，完全可以當做小品文發表。聽說老舍因不堪被汙辱而自殺時，他平靜地說：“死了也就死了。”聽到他所敬愛的馬一浮先生死的消息時，他說：“可惜遲死了一年。”（馬一浮死於一九六七年）有些人不理解，以為他太冷漠，失了人情味。其實，他這兩句話，恰是真正的人情的體現。他內心深處確實認為“死”也許是解脫苦海的最好辦法，而“活”卻是更不容易的。
冷漠、冷眼並不是總能使他保持心理的平衡。
正在他遭受厄運時，他所喜愛的小兒子新枚大學畢業了，原定留在上海的母校裏工作，但因受他的牽連，改分去石家莊工作。這使他心情特別沉重，總覺著自己對不起孩子。為了讓自己心安，也為了讓兒子未來有個依靠，他讓新枚和已經訂婚的表妹走前在上海完婚。在新枚結婚的這天晚上，全家人等著豐子愷來家吃團圓飯時，豐子愷卻被拉到很遠的地方去批鬥了，一直到九點多才冒雨歸來。他從懷裏掏出為新婚夫婦買的禮物：一對小鏡子。這小鏡子他早已買好，放在懷中去參加的批鬥。飯桌上，他還為新人賦詩一首，其中曰“月黑燈彌皎，風狂草自香”，表達了他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逆境的態度。這天夜裏他開懷暢飲……
新枚走後，豐子愷十分想念他，常與他有書信往來，這些信成為他很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成為很重要的文學史料。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連環詩詞句
（五言）
寥落古行宮花寂寞紅豆生南國破山河在山泉水清泉
石上流光不待人閑桂花落月滿屋梁上有雙燕燕爾勿
悲風過洞庭中有奇樹下即門前年過代北風吹白雲深
不知處處湘雲合歡尚知時時誤拂弦上黃鶯語罷暮天
鍾聲雲外飄飄何所似聽萬壑鬆月夜窗虛名複何益見
釣台高台多悲風雨送歸舟載人別離人心上秋風吹不
盡日欄幹頭上何所有弟皆分散步詠涼天意憐幽草色
洞庭南北別離情人怨遙夜久語聲絕域陽關道路阻且
長顰知有恨別鳥驚心遠地自偏驚物候新人不如故國
夢重歸來報明主稱會麵難得有情郎騎竹馬來者日以
親朋無一字字苦參商略黃昏雨後卻斜陽春二三月是
故鄉明月出天山中方七日日人空老至居人下山逢故
夫婿輕薄兒女共沾襟
我接不下去了，看你有何辦法。須注意：不可重複，且襟字太難。我本想使之首尾相接，隻有用“龍宮俯寂寥”，才可與第一個“寥”字相接，但龍字不易接，就此作罷。
抽水馬桶，出3.5元，已修好（挖出“坑仁”〔讀如“寧”〕，甚快）。我已習慣於此種生活，七天一休息，亦覺快適。第一注意飲食起居，身體健康。也許今秋可到石看你。母希望暑假中同南穎到石，但未能定。
這是你們結婚時的紅燭的淚珠，尚有一個燭頭我保存著（這裏原信上有一滴紅蠟淚），（一點紅蠟淚，不久脫落了。這是好兆）將來帶到石來給你們。
叫阿姐到石當女工，我很讚成，索性我與母大家做了石人，也很好。但這是願望而已，不知能成事實否。
馬一浮詩，實在有好的。有一次我說：詩可否不用古典。他說：白描何嚐不可。就送我一首詩（時在四川），內有二句雲：“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四月，稱為清和月。巴山即四川。此二句甚好，所以他回杭後，住在蘇堤蔣莊。可惜遲死了一年，以致被逐出，去年才死。
從這封信中，很可以看出豐子愷在“文革”初期的生活和精神狀況，可以看出，文學藝術不僅是他謀生的手段、事業、工作，而且是他精神的依靠。沒有文學藝術，不寫文作畫，他便無法生活。在這樣嚴酷的社會環境裏，他卻有閑心去作連環詩的遊戲，其中也含有無可奈何、消磨時日的成分。
一九六九年秋，豐子愷被下放到上海郊區參加“三秋”勞動。因天氣漸冷，又有所謂“第一號令”，城市要疏散人口下鄉，豐子愷一時半時不能回來，妻子便讓女兒一吟去送寒衣給他。一吟帶了不滿五歲的女兒前去。下車後，她們一路打聽著生產隊的位置，可是找來找去，總找不到。將近晌午時，她們來到一塊棉花地邊，見到地的一頭正有一位老人在摘棉花，動作很遲緩，低著頭，白發蒼蒼，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一吟便向他打聽：“喂，請問……”那老人抬起頭來，一吟一看，這不是父親麼？隻見他頭發長亂，臉色憔悴，神態萎靡，眼中淚汪汪的，身前掛了一隻破舊的棉花袋。豐子愷吃了一驚，他顯然是不願意讓女兒見到他這副可憐相，說：“你來做什麼呀！”一吟告知來意後，問到他吃住的情況，他說：“別人過得慣的，我也過得慣，我們抗日戰爭期間的逃難生活也過來了，現在就當它逃難嘛！”當一吟來到父親居住的農舍，見到潮濕的泥地上鋪了些稻草，上麵鋪了被褥，掛了蚊帳，就成了床。屋子明顯透風，到了雨雪交加的季節，日子將怎樣過啊！豐子愷顯然看出了女兒的不安，便開玩笑般對她說：“地當床，天當被，還有一河浜的洗臉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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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二月，他“得救”了，是一場大病救了他。
豐子愷在鄉下勞動時，早起的習慣仍未變。晚上，怕隨時有“緊急集合”，因此總是和衣而睡。在雨雪紛飛的日子裏，清晨不加衣服，到露天上廁所，飽受了風寒，回到上海後，獲中毒性肺炎，一連數日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豐子愷醒來後首先想到的是：“我以前有過肺結核病史，此次一定會複發。有了病，以後就可以留在家裏了。”當醫生果然確診為肺結核病複發時，他高興得很。後來家人才知道，為了讓病能複發，他帶回來的藥是盡量不吃的。
在“牛棚”裏的時候，豐子愷雖然早出晚歸，在家時間不多，可他還要擠出時間來，每晨早起，在台燈下做一點工作，或寫或畫。此次複發肺結核，他可以自由安排時間，每天寫文作畫的勁頭更足了，似乎要把“牛棚”幾年的時間補回來。他甚至清晨三、四點鍾就起床，伏在小書桌上，在六瓦小台燈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