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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一向不關心政治,而且崇尚“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的清高精神。一九四七年卜居杭州時,與市長周象賢為鄰,周受孔祥熙之托,請豐子愷出去做官,他斷然拒絕。可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他的態度十分鮮明,並參加一係列政治活動,幾乎變了一個人。這是因為,抗戰勝利後,他飽覽了社會的黑暗與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畫了許多憂國憂民的漫畫,如《亂世做人羨狗貓》、《魚遊沸水中》、《再漲要破了!》等,他引用古人“惡歲詩人無好語”之句,聲稱自己是“惡歲畫家”,並且專門刻了一方“速朽”的圖章,印到這一類揭露黑暗的畫上去。他向往一個嶄新的、理想的社會。共產黨的主張使他在黑暗中見到了光明。上海解放,軍隊進城,紀律嚴明,令他大受感動,他感到,古人所說的仁義之軍,昌盛之世,已經來臨。漸漸地,這個社會所提出的主張,使他進一步相信:這正是自己理想中的那個美好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再有人拋棄嬰兒,所有的人平等,反對人壓迫人;政府一心一意為人民著想;軍與民的利益完全一致……這一切,與他的佛教思想並不矛盾。他自然讚同這樣一個社會。不僅讚同,他甚至覺出了自己的渺小。通過文藝整風的學習,他在報上公開發表了《檢查我的思想》一文:“一、趣味觀點,二、名利觀點,三、純藝術觀點,四、舊人道主義觀點。上述四點,合力造成了我思想的混亂與錯誤。此外,我的二十六年來的(我三十歲起不任職務,閑居家中,直至現在,唯其中逃難到大後方時,因生計關係,在‘浙大’等任課三年)離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脫離群眾的習慣;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常出席各種會議,然而舊習的影響還是存在。總之,我的思想錯誤,由於過去脫離群眾,不問政治,不解認清階級立場,對於階級鬥爭袖手旁觀,因而長年地從事於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純藝術工作,而使我的錯誤思想廣泛地流毒在人間。今天,我要向廣大的群眾表示由衷的懺悔。我過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風的X光檢查出我的病狀,今後隻要好好地療養,定能恢複健康,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思想,好比是空氣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營養品;我確信,在黨的領導之下,在群眾的督促之下,我認真學習,必能改正過去一切錯誤思想,而成為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工作者。”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大公報》,其時新中國新社會的曆史不過三年,而豐子愷的思想卻有了如此突飛猛進的進步。這段《檢查我的思想》,即使在四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也是頗符合時代精神的。此時,豐子愷隻是作為文藝界代表,參加一係列社會活動,未任什麼職務。後受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市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他一直是作為無黨派人士而參與社會活動的。
一九五五年,他寫了《嚴懲怙惡不悛的胡風反革命分子》一文。
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形勢麵前,他寫了《決心書》:“我完全擁護‘上海市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決心書’……我個人的總的紅專規劃分為兩條:(一)精讀報紙上的社論,以及政協印發的學習資料,溫習《毛澤東選集》;(二)我本來決心在本年內完成著作和翻譯共六十萬言,創作新畫八十幅;現在也來個躍進,增加為著作和翻譯八十萬言,創作新畫一百幅。這工作必須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完成,不但保證數量,又要盡力顧到質量。我……曾經替自己寫一……座右銘:‘努力改造自己,永遠效忠人民。’但最近在報上看見……陳毅市長的對聯是‘徹底改造自己,將心交與人民’。我就把自己的對聯取消,改寫陳市長所作的,掛在書室中,作為座右銘。我相信這座右銘一定能夠幫助我達到實現紅專規劃的目的……說到做到!我表示決心如上。”
一篇《檢查我的思想》,一篇《決心書》,都是把自己置於有錯誤思想、被改造對象的地位而發出的議論,那誠惶誠恐、誠心誠意、熱切謙恭的態度,幾乎帶有幼稚的狂烈。他說是“溫習《毛澤東選集》”,說明已經讀過、學過。不管怎樣,可以下一個結論:豐子愷對新社會、新風尚、新政治的追求、向往和肯定,是真心實意的,是純而又純的,其中不含任何個人政治社會目的,包括他對胡風的批判也是如此。也許現在看來,正如上麵所說,他的這些表現,是幼稚的,但他的精神生活,正在經曆一種“升華”,是毫無疑義的。自三十歲皈依佛法,抗戰中備受折磨,如今五十多歲,達到一個新的精神境界,一個新階段,這是他精神生活的軌跡。這一切,在他此時所寫的許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證明。
在《西湖春遊》中,他發現:“西湖的最美麗的姿態,直到解放之後方才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是因為舊時代的西湖,隻能看表麵(山水風景),不能想內容(人事社會)。換言之,舊時代西湖的美隻是形式美麗,而內容是醜惡不堪設想的。譬如說,你悠閑地坐在西湖船裏,遠望湖邊樓台亭閣,或者精巧玲瓏,或者金碧輝煌,掩映出沒於楊柳桃花之中,青山綠水之間。這光景多麼美麗,真好比‘海上仙山’!然而你隻能用眼睛來看,卻切不可用嘴巴來問,或用頭腦來想。你‘倘使問船老大這是什麼建築?這是誰的別莊?’因而想起了它們的主人,那麼你一定又感不快,你一定會歎氣或憤怒,你眼前的‘美’不但完全消失,竟變成了‘醜’!因為這些樓台亭閣上都有被壓迫者的呻吟聲——這真是大殺風景!這樣的西湖有什麼美?這樣的西湖不值得遊!西湖遊春,誰能僅用眼睛看看而完全不想呢?舊時代的好人真可憐!他們為了要欣賞西湖的美,隻得勉強屏除一切思想,而僅看西湖表麵,仿佛麻醉了自己,聊以滿足自己的美欲。記得古人有詩句雲:‘小亭閑可坐,不必問誰家。’我初讀這詩句時,認為這詩人過於浪漫疏狂。後來仔細想想,覺著他也許懷著一片苦心:如果問起這小亭是誰家的,說不定這主人是個壞蛋,因而引起詩人的惡感,不屑坐他的亭子。……我小時候的音樂老師李叔同先生曾經為西湖作一首歌曲。且不說音樂,光就歌詞而論,描寫得真是美麗動人!……現在重唱一遍,回味一下,才感到前人的一片苦心:李先生在這長長的歌曲中,幾乎全部是描寫風景,絕不提及人事。因為那時候西湖上盤踞著許多貪官汙吏、市儈流氓;風景最好的地位都被這些人的私人公館、別莊所占據。所以倘提及人事,這西湖的美景勢必完全消失,而變成種種醜惡的印象。所以李先生作這歌詞的時候,掩住了耳朵,停止了思索,而單用眼睛來觀看,僅僅描寫眼睛所看見的部分。這樣,六橋煙水、塔影垂楊、竹木幽姿、古洞煙霞、晴光雨色,就形成一種美麗的姿態,好比靚妝的西施活美人了。這仿佛是自己麻醉,自己欺騙。采用這種辦法,雖然是李先生的一片苦心,但在今天看來,實在是不足為訓的!……”這實在是一種極新的見解。若細分析下去,似有一些牽強附會的成分,但豐子愷的用心卻是十分美好的。所以他下結論說:“如果李先生遲生三十年,能夠躬逢解放後的新時代,能夠看到人民的西湖,那麼他所作的西湖歌一定還要動人得多!”寫這篇文章的同時,他還畫了數幅“舊時代的西湖”漫畫,有的內容是西湖美景裏討飯的花子,有的是在“禁止釣魚”牌照下心安理得的釣魚人。在文章的最後,他寫道:解放後有一年我到杭州,突然覺得西湖有些異樣:湖濱欄杆旁邊那些垂涎欲滴的劃子手忽然不見了,討價還價的鬥爭也沒有了,隻看見秩序井然的買票處和和顏悅色的舟子。名勝古跡中逐客的茶盤也不見了,到處明山秀水,任你逍遙盤桓。這一次我才十足地享受了西湖春遊的快美之感!……解放之後,這西子‘齋戒沐浴’過了。‘大好湖山如此’,不但‘獨擅天然美’,又獨擅‘人事美’,真可謂盡善盡美了!”
《揚州夢》也表達了同樣的情緒。一九五八年春的一天,豐子愷教幼子新枚讀薑白石的《揚州慢》,讀到“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一句,忽然下決心去遊覽久聞大名而無緣拜訪的揚州,並立即成行。然而到了揚州,並未尋得多少古意趣,這裏如同一個小上海、小杭州。那大名鼎鼎、被古人反複吟誦過的二十四橋,更是令人失望,不過是一座其貌不揚,小而又小的單孔石拱橋而已。真是觀景不如聽景啊!豐子愷回憶起李白的“煙花三月下揚州”,回憶起杜牧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又想起“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人生隻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想起《揚州畫舫錄》,想起“揚州八怪”鄭板橋、金冬心……最後想到描寫清兵屠城的《揚州十日記》,才不再想下去了。晚飯後在旅館裏獨酌,對此行很是失望,本意是來懷古,見到的是一個普通的現代化小城。酌後,他在床上假寐,“忽然聽見有人敲門。拭目起床,披衣開門,但見一個端莊而壯健的中年婦人站在門口,滿麵笑容,打起道地揚州話說:‘擾你清夢,非常抱歉!’我說:‘請進來坐,請教貴姓大名。’她從容地走進房間來,在桌子旁邊坐下,侃侃而言:‘我姓揚名州,號廣陵,字邗江,別號江都,是本地人氏。知道你老人家特地來訪問我,所以前來答拜。我今天曾經到火車站迎接你,又陪你赴二十四橋,陪伴你上酒樓,不過沒有讓你察覺。你的一言一動,一思一想,我都知道。我覺得你對我有些誤解,所以特來向你表白……你憧憬於唐朝時代、清朝時代的我,神往於煙花三月、十裏春風的繁華景象,企慕揚州八怪的風流韻事,認為這些是我過去的光榮幸福,你完全誤解了!我老實告訴你: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千多年的長時期間,我不斷地被人虐待,盡受折磨,備嚐苦楚,經常是身患痼疾,體無完膚,畸形發育,半身不遂;古人所讚美我的,都是虛偽的幸福、恥辱的光榮、忍痛的歡笑、病態的繁榮。你卻信以為真,心悅神往地吟賞他們的詩句,真心實意地想象古昔的盛況,不遠千裏地跑來憑吊過去的遺跡,不堪回首地痛惜往事的飄零。你真大上其當了!我告訴你,過去千餘年間,我吃盡苦頭。他們壓迫我,毒害我,用殘酷的手段把我周身的血液集中在我的臉麵上,又給我塗上脂粉,加上裝飾,使得我麵子上絢煥燦爛,富麗堂皇,而內部和別的部分百病叢生,殘廢癱瘓,貧血折骨,臃腫腐爛。你該知道,士大夫們在二十四橋明月下聽玉人吹簫,在月明橋上看神仙,幹風流韻事,其代價是我全身多少血汗!我忍受苦楚,直到一九四九年方才翻身。人民解除了我的桎梏,醫治我的創傷,療養我的疾病,替我沐浴,給我營養,使我全身正常發育,恢複健康。我有生以來不曾有過這樣快樂的生活,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榮幸福!……’我聽了她的一番話,恍然大悟,正想慰問她,感謝她,她已經奪門而出……我走出門去送她,不料在門檻上絆了一下,跌了一跤,猛然醒悟……啊,原來是一個‘揚州夢’!”這篇文章,構思可謂巧妙,而且寫得洋洋灑灑,淋漓盡致。但其觀點,似乎也有偏激,代表了作者明確的立場、觀點。這立場,就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好的立場;這觀點,就是舊社會,包括封建社會充滿了黑暗、腐敗的觀點。
豐子愷對新社會的讚美是由衷的、發自內心的。他看到七歲的外孫一個人能乘了公共汽車,從十幾裏路遠來看外公,問得上車是一位解放軍叔叔抱上去的,下車是售票員阿姨抱下來的,便想起了舊上海的黑暗,寫文章讚美新社會。
有一次,他隨同政協去火車站歡迎四川革命殘廢軍人演出隊,見到那些英雄們有的走路蹺拐,有的由人扶著,有的由人背著,有的臉上帶著傷疤,然而個個精神勃勃,喜氣洋洋,心中感情湧動。他與一位英雄握手時,感到特別貼切而溫暖。原來他握的是那英雄的腕。英雄沒有手。他緊緊握著這腕,一時不肯放手。他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手裝在英雄的腕上,同時,兩行熱淚奪眶而出。他感到,這不是尋常的眼淚,而是慚愧、感激、欽佩、崇仰的結晶。帶著這兩行淚,他又握了另一位女英雄的手,這位女英雄腿殘了,伏在另一人的背上。當送這些英雄們去寓所後,回家的路上,他想:“我今天不是來歡迎,是來上課。我上了一堂最充實的社會主義教育大課。上這一堂課,勝讀十年書!”
還有一次,他外出訪友,要乘三輪車。一輛三輪車停在路旁,駕駛員正在看報,見到他來雇車,便跳下車來,扶他上車。走到一條行人少的路上,駕駛員同他談話,問他多大歲數,姓啥。他答了,也問這位駕駛員。駕駛員答後,說:“豐這個姓很少。我隻知道一個老畫家豐子愷,是不是您本家?”他表明他就是豐子愷。那駕駛員便停了車,回頭跟他談幾句話,談到他的幾幅畫,表現出很好的見解。再行進時,豐子愷望著駕駛員的背影,想起舊社會上海的“黃包車夫”,相比之下心中頗有感觸。過去的黃包車夫“口食難度,衣衫襤褸,哪裏談得到學習文化、讀書看報,乃至欣賞圖畫?”他感歎:“我在黑暗社會裏度過了幾十年,在垂老的時候能夠看到這光明幸福的世界。”又走了一段路,駕駛員回轉頭,不好意思地說:“豐老先生、我想請您簽個名,最好畫幾筆畫,好麼?機會難得啊……”豐子愷當即答應下來。駕駛員執意要買一本好本子來,便拉著豐子愷到了一處繁華的馬路,去文具店買了一本極貴重的本子來,豐子愷就在路邊用鋼筆替他畫了一幅兒童與和平鴿,題上“和平幸福”四字。到了目的地,豐子愷問他車費多少,他堅決不要,兩人爭得不可開交,正逢有警察路過,在豐子愷的招呼下,以為出了什麼事,問後才釋然。豐子愷過後想,剛才的一幕,很像“君子國”裏的情景。後來,他把這件事寫作了《新年隨筆》,交給中國新聞社拿出發表,並在文末寫下了這位三輪車駕駛員的地址和姓名,使他知名於世。豐子愷一生中,有許多朋友都是如此結交的。
豐子愷終生都是那種容易受感動的人。平時,他給孩子們講故事,講到動人處,有時嗚咽不能成聲。看電影《黨的女兒》、《烈火中永生》時,他會淚如雨下。在崇高的事物麵前,他的感情常常像孩子一樣單純而脆弱。在新社會所遇到的一件件美好善良的事情麵前,他往日裏追求美好、追求理想國的思想感情,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華,漸漸達到了一種極境,一種從單純走向混濁,再由混濁走到單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