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論
浩然，中國文壇的一個獨特現象
浩然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2008年2月，隨著他結束近50年的文學生涯，離開人世，有關他的是是非非並未隨著他的離世而消逝。
說浩然是中國文壇的一個“奇跡”，並不誇張，一個僅有三年小學文化水平的半文盲成為中國當代有名的作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當然，時代的特殊性成就了他，但若沒有先天的天賦和後天的執著，誰也成就不了浩然。正如浩然自己說自己是一個奇跡，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跡，而這個奇跡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由於無產階級的勝利，農民在政治上解放，經濟上翻身，文化上提高，於是浩然成為向文化進軍的農民中間的代表人物。浩然不但是一個“奇跡”，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從工農兵出來，又走進工農兵，為工農兵寫作，這樣“三位一體”的作家所蘊含的意義是獨特的。浩然的創作曆程代表著不同於“五四”傳統知識分子寫作的另類路數，他的創作內容、方式、意義決然不同於知識分子寫作。在新中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中，浩然成為“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典型作家，這和他緊跟、準確貼合黨政文藝政策而創作分不開。由於文學結構認知的單一，衷心感恩的情感和顧及作家前途、明哲保身的心態，浩然從初登文壇，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輕車熟路地歌唱著單純、明淨的社會主義社會。假如僅是單純地唱讚歌，浩然也不會成為日後人們爭論的對象，他的獨特還在於將局部真實的農民生活情態與整體虛空、浪漫的社會主義情懷相混合，並且作家到生命結束時都至死不渝地認為自己的創作符合現實真實。他帶給我們的複雜感受在於，當我們否認作品裏“非現實”的生活實況時，又不得不感動於作品帶給我們的一種青春激情、集體熱忱的真切之情，以及人們期待烏托邦理想社會的拳拳之情。真實性與虛構性同在的文本，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帶給我們獨特的感受。
對浩然的人品，人們是給予肯定的，人們爭議的是承載在浩然身上的曆史負荷。對於那樣一段曆史，單憑浩然，是無法承擔起的，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曆史，而是整個民族的曆史。針對有代表意義的作家，有人發出“浩然應該懺悔”的口號，可是對於一個畢生榮耀都來自於那個時代的他，我們讓他怎麼“懺悔”呢？何況，這也不是僅憑浩然一人懺悔就能說清的一段曆史和文學。“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作家受到限製，無法自由創作，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做過壞事，反而盡其所能地幫助受害作家，他的問題就在於作家虛榮心太甚，舍不得丟棄作家的稱號，對於一個農民出身、渴望光宗耀祖的人，這樣的想法雖不高明，但也罪不至死，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揪著這點人性弱點不放，反而忽視他作為一個特定現象在那個時代的典型意義與獨特性呢？所以，當人們爭執不休地要浩然“懺悔”，或者指責他的作品違背曆史現實的時候，我們何不平心靜氣地走進作家的作品和心靈世界，認真閱讀浩然作品，從文學體驗出發來進行文藝研究呢？如何評價浩然，不僅是解讀這個作家的關鍵，也是認識那段文學史的必然功課。浩然遺留下的疑惑，如今看來與其說是政治問題，不如說是文學問題。雖然時代成就了他，但是沒有過人的文學創作能力，浩然沒有理由成名，所以從文學藝術性入手，是我們當前要補救的研究工作，關注浩然作品的藝術文學性，勢在必行。一個作家立足文學的首要條件是藝術，而非時代政治，這一點是我們研究浩然應該重新認識的。再次，時代造就浩然背後的一整套文學體製，是我們認識浩然的另一關鍵。正因為時代文學體製與作家個體創作相輔相成，它們具有“同構性”，研究浩然必然將作家放置在時代洪流中，而以往單一或不充足的作家個案研究，僅僅關注浩然與當代中國農村小說諸多作家的一致性，隻能“錦上添花”地增加浩然文學的時代典型性，並不能發掘作家在同一外界文學體製中“與眾不同”的獨特性。為何浩然能成為從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農村小說創作的一麵旗幟？和同期有著文學成就的農村小說家相比，他的獨特性何在？在相同的表達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民的題材下，在共同的外界創作背景、政策規約下，浩然為何能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標杆”？簡單地說，在同一體製下創作，他的“獨特”源於無人能及的緊跟、準確貼合政策的能力。對於一個農民作家，他本身缺乏獨立的寫作意識，換句話說，“政策”叫他寫什麼，他就寫什麼，毫不置疑地寫。試問，若非他“獨特”的認知結構、創作觀念、寫作心態，怎麼會產生如此“獨特”的文學現象？“獨特”並不是褒獎他，而是中性地指出他的“不同”。時代造就了這麼一個特別的作家，浩然的獨特賦予時代別樣的文學。對於探究當代文學以及浩然的研究者來說，浩然著實是個完整的文學史樣本，假如要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演變，選擇浩然作為一個觀察切入口，不失為一個好角度。作為浩然研究者，我最初的研究動機源於閱讀浩然的自我感受和文學史評價的差異。同時，我也期待更多的人能從“文學”意義上去閱讀浩然，真正走進作家心靈，與之對話，考察浩然獨特現象的真實成因，而非簡單地從政治意識形態“呼籲”作家“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