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學和生態文學 印度敘事學
I.N.喬杜裏
我要感謝泰盧固大學副校長多納帕教授給我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在印度全國比較文學學會（Indian 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和比較印度文學學會（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聯合主辦的第四屆聯合會議上發表告別演說。很抱歉，我沒有參加頭兩天的會議。衷心感謝組織者為這次會議選擇了一個具有印度特色的主題：印度敘事學。
非常迫切的是，我們在印度文化語境中應該具有自己的文學批評範式，以對印度不同方言的文學進行研究。我們的作家深深紮根於自己的文化土壤，然而我們許多批評家習慣於借用西方的批評範式，在研究這些作家作品時，將他們套進那些批評框架中。O.V.維賈延（O.V.Vijayan）的《古老法典》（Dharmapuranam）最近被譯為英文在企鵝出版社出版。他抨擊這種關於印度作家創作的批評模式。他說，發現我們的批評家們絕望地求助於過時的西方批評工具以評價我們自己的文學作品，真是既悲哀又可笑。
我想再提一提克裏希納·拉揚的話。在這個問題上，他說，盡管西方批評模式旨在努力排斥文學的普世性（原文如此——譯者按），某種意義上，它們隻與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體係相關，本質上隻能用來評述屬於西方文化體係組成部分的文學作品。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發現，為了醞釀形成印度文學研究的印度方法論，過去四到五年間，各種學術研討會已經催生了這方麵的一種思想意識。
1985年，“韻光文學理論研究中心”（Dhvanyaloka）組織了一次學術研討會。它的兩個目的是：在印度語言、文學和文化語境以及印度生活與文學的更廣泛語境中評價某些重要的現代印度文學作品，對普遍共同的印度詩學（common Indian poetics，此處指梵語詩學——譯者按）所闡釋和確立的批評觀念及原理的效力與力度進行檢視。1985年，海德拉巴大學英語係組織了一場題為“敘事的形式”（Forms of Narrative）的學術研討會，以吸引學者關注口傳敘事和書麵敘事這兩種不同的敘事形式。這兩種敘事方式仍在繼續教誨和取悅印度全國人民。甚至像S.K.德賽（S.K.Desai）和G.N.德維（G.N.Devy）主編的《批評理論》（Critical Thought）、R.K.達萬（R.K.Dhawan）或錢德拉·莫漢（Chandra Mohan） 的書都有所裨益，因為，他們為現代印度如何借鑒傳統文學理論勾勒了輪廓。
一方麵，這次比較文學研討會討論了印度古代方言文學敘事的各種主要模式，另一方麵，它也討論了19世紀明顯受西方影響的各種印度語言文學形成的敘事形式，以便人們認識是否存在別具一格的“印度敘事學”（Indian narratology）。
琢磨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時，我回憶起T.S.皮萊（Thakazhi Sivasankara Pillai）曾經說過的話：“我隻留下一個心願。我願像毗耶娑（Vyasa，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作者——譯者按）那樣寫作。”換句話說，他願成為毗耶娑那樣的口頭敘事者。毗耶娑敘述了印度這個偉大國家的曆史和傳統。古人把他的書命名為“婆羅多本集”（Bharata-Samhita），以後就成為大家熟悉的《摩訶婆羅多》。它是按照曆史往事書（Itihasa-purana）的模式來設計情節的，三位敘述者按照口述傳統敘述故事情節。第一位敘述者是毛喜之子厲聲 （Ugrashrava Lomaharshini）。飄忽林（Naimisharanya）中的壽那迦大師（Shaunaka）和其他仙人請求他講述毗耶娑編撰的婆羅多族故事。厲聲開始講述故事。其實，他的故事又是由鎮群王（Janamejaya）宮廷裏的護民子仙人（Vaishampayana）在毗耶娑導引下講述的。從第一篇第六十一章開頭，護民子就成了第二位敘述者。在講述《摩訶婆羅多》的戰爭故事時，全勝（Sanjaya）成為第三位敘述者。他以親曆者的身份向眼瞎的持國王（Dhritarashtra）講述戰場上發生的一切。這裏，三位敘述者都是講故事的人，或曰超脫於故事之外的外位視角說書人（outside tellers）。他們講述的故事其實是由毗耶娑所撰。毗耶娑是通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通三世者（Trikalajna），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內部視角說書人（inside teller），因為他並未以作者的語氣敘事，並未完全融入故事情節。他隻是以旁觀者的身份敘述故事，偶爾也以知情者身份通報時間的進展和真實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