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比較文學的發展軌跡(代序) 尹錫南 一
西方有識之士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中心或歐洲中心主義對比較文學研究的危害。例如，加拿大學者沃德爾（A.K.Warder）認為，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印度的貢獻不可忽視。一些西方學者出於“文化傲慢”的心態，將印度文學視為劣等文學。因此，他建議：“隨著比較文學的日益普及，嚐試將印度文學批評的技術分析和術語引入英語圈是有好處的。印度文學應該以自己的方式將之向世界文學研究者、特別是向那些印度研究專家傳播，印度文學批評原理如那些探討觀眾的戲劇體驗本質的理論尤其應該如此。”美國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厄爾·邁納指出，不同的文學植根於不同的曆史背景。因此，盡管困難重重，但比較詩學隻能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礎上”。邁納自己便是跨文化比較詩學研究的實踐者。他在《比較詩學》一書中探討了西方詩學與印度、中國、日本等東方詩學的不同特點。他對梵語文學和詩學給予了很高評價：“梵語文學為我們研究世界性或中立性的現象提供了最有利的資料。至少中西方的一些核心問題都源於這一文化，它的詩學包羅萬象。”2003年訪問中國的解構主義代表人物即“耶魯四人幫”之一的J·希利斯·米勒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認為，作為一門學科，比較文學總是伴隨某種擁有強勢語言的文化帝國主義而發展，有時甚至是不自覺地發展著。他認為，西方學者撰寫的多卷本《近代文學史》不如叫做《西方近代文學史》，因為該書並沒包括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和非洲地區的文學。他的觀點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傳統西方比較文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應當受到廣泛的質疑。”怎麼糾正這種偏頗和學術弊端呢？米勒以反問形式代西方學界作答：“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比較文學難道不應該也把自身全球化嗎？難道我們不該教給學生除了歐洲和美國之外的其他文學嗎？”因此，米勒建議發展一種“新型的全球性、非歐洲中心化的比較文學”。米勒還特別強調，建立這樣一種全球化性質的比較文學，最關鍵的是突破語言的限製，即學習和掌握非歐洲語言如漢語、日語和梵語等。米勒來自西方強勢話語圈的自我反思意義重大。很多中國學者在比較文學領域“擁抱全球化”的同時，卻沒有重視印度文學研究，這是不理想的狀態。造成這一遺憾的原因是，學術界受到西方中心主義影響，西方文學研究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印度文學研究被擠壓到一個不受人重視的角落裏。因此，迄今為止，係統研究20世紀以來印度比較文學發展的中國學者為數甚少，將其代表性著述向中國學界進行係統譯介更是無人問津。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些學者的西方中心情結卻沒有使他們關注到一個事實：印度比較文學的發展引起了一些西方學者的重視。例如，英國著名學者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比較文學導論》一書中肯定印度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銳意創新。她引用了印度賈達夫普爾大學比較文學係著名學者斯瓦潘·馬宗達（Swapan Majundar）的觀點，並加以評述。她認為：“印度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工作以視角的轉換（shift of perspective）為特征。”
早在1981年，季羨林先生敏銳地指出：“盡管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比較文學的研究顯得很熱鬧，很多大學都開設了比較文學係，但我們感覺到其中不是沒有問題的。在世界文學史上，東方文學一向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中國、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許多東方國家的文學對世界文學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促進了世界文學的發展。但是到了今天，僅僅在比較文學這個小範圍內，東方文學卻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極少數人出於偏見，絕大多數人則囿於舊習，習慣於歐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無意，抹煞東方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作用……因此，我們想著重提倡一下以東方文學為基礎的比較文學研究。”三十餘年時間悄然流逝，季先生已經不在人世，中國比較文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他魂牽夢縈的東方文學研究和以東方文學為基礎的比較文學研究仍未得到學界應有的普遍重視。1983年，季羨林先生在談到比較文學不同學派的問題時認為，無論是外國學者提倡的比較文學東方學派，還是中國學者所謂的中國學派，這些想法是“非常有道理的”。這是因為：“過去是用西方文學同西方文學比，其局限性是明顯的。一加入東方文學，則目光頓時擴大，倘若堅持下去，則比較文學必然大放異彩……有了東方文學的知識，無論進行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還是進行東方國家之間的文學比較，都能夠做到遊刃有餘，得心應手，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特別是中西比較研究的很多領域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大放異彩”的時刻尚未真正到來。這與部分學者輕視或忽視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以及東方文學與東方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有關。總之，各種複雜因素導致的西方中心主義及其變種“中西中心主義”思想仍在不知不覺地影響很多學者。在這樣的學術和時代背景下，無論是對印度比較文學發展進行曆史梳理，還是對其代表性著述進行譯介研究，均顯得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