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皇權的加強是在明末清初先進思想家猛烈抨擊君主獨裁之後出現的，更應引起注意。康熙初，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痛斥君主已成為天下之大害，他說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社會不得安寧就是因為有國君。黃宗羲對君主製的理論基礎君權神授論、君主製的核心君為臣綱、君主製的法製“一家之法”，都作了一些批評，他特別提出限製君權的某些設想，主張提高相權，廣泛吸收士人參加政治活動。與黃宗羲同時，唐甄著《潛書》，也把矛頭指向集權的君主，宣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們揭露了君主專製的黑暗與罪惡，主張削弱皇權，改善專製統治。他們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要求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康熙、雍正置社會輿論於不顧，沿著加強皇權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達到封建專製統治的頂峰。皇權的加強，在一定條件下，對國家統一、政治清明不無某種意義，但是它維護衰落中的封建製度，強化對人民的統治，扼殺新生事物的反動作用，則是主要的。
第四，頑固阻撓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明代中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清初持續著，康熙中期起出現發展的趨勢，在太湖地區的絲棉織業，雲南銅冶業，景德鎮製磁業，江寧、廣州的絲織業，川、陝，鄂三省山區的冶鐵業、造紙業，蘇州的小五金行業、製燭業，都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場，其中以蘇鬆的絲棉織業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在這裏，“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機戶備置機器和原料，是初期資產者；機匠受雇於機戶，領取工錢，是被剝削的生產者，雙方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雛形。康熙年間，蘇州出現大包買商，開設賬房，擁有大量的資金、原料和織機，“散放經絲，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在染踹業中，布商將布匹交踹坊壓光，踹坊由包頭開設，踹匠按件領取工錢。包買商將資本投入紡織業的生產過程中，是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包買商本身就成為初期資產者。蘇鬆紡織業從業人員很多，康熙年間蘇州的踹匠萬餘人，雍正中約有兩萬人，這是有相當規模的行業了。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以新的社會因素向封建的大一統挑戰：它以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雇傭關係衝擊封建的租佃關係和雇傭關係；以較多的商品刺激地主，促進它的轉化，使之一部分向經營地主發展，一部分變為更腐朽的城居地主；它同官府矛盾，反對殘酷的封建剝削與壓迫；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衝擊封建的自然經濟，一句話，它衝擊和分解著封建製度。
清朝政府阻撓、破壞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其目的無疑是為了維護封建製度。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下地租重，吸引著商業資本，“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依然支配著人們的行動，經商致富者大多購置土地，而成為包買商的還是少數。地租重，農民購買力極低，使手工作坊的生產品市場不易擴大，自然經濟不易打破，手工作坊的生產難於迅速發展。清政府堅持重農抑末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樣惡劣。雍正不止一次講，“四民士為首，農次之，工商為下”。這是封建統治者傳統的觀念和政策，並沒有新的內容，但這種重申，是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情況下，為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清政府采取了許多重農抑末的措施，它禁止開礦，因為礦冶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來自四方的人聚居一處，政府又擔心工匠鬧事，更怕廠礦倒閉，工匠成為遊民，破壞它的社會秩序，雍正堅持實行禁止開礦政策，所反複講解的就是這些理由。清代采銅業是冶煉業中惟一得到官方允許發展的行業，這是因為鑄造製錢需用銅做原料的原因。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後，即在雲南開發銅礦，雍正對此也網開一麵，允許商民開采。但是清政府又與商人爭利，在銅冶業中實行“官督商辦”政策，商人生產的銅滿足政府需要，剩餘的才能自行出賣；它又實行“預發工本，收買餘銅”的辦法，低價強買銅斤，往往造成場商的賠本，使得銅業生產不能穩定。
資本主義萌芽內部，工匠與場主對立，清朝政府支持場方，用封建統治的野蠻手段壓迫工匠，鎮壓踹匠的“齊行增價”鬥爭，機匠的“罷工”鬥爭。清政府的這種幹預，使封建主義的因素滲透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關係中，破壞著它的成長。
所有這些都說明清代前期封建製度和地主階級的地位，農民的反抗鬥爭觸及到封建生產關係的各個領域，這是他們覺醒和力量壯大的表現，也是他們對立麵地主階級力量削弱的表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與緩慢發展，打破了封建的一統天下，自然是它的衰落的征兆。皇權的極度發展，官僚機器的腐敗，說明封建製的上層建築已經沒有什麼發展餘地，日益成為社會機體的贅瘤。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在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個製度正在衰老著，它的主人地主階級沒落著，它沒有什麼生機了，但是它還沒有走到盡頭，它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還可以作局部的調整，資本主義萌芽遠沒有茁壯成長。因而也沒有形成足以代替地主階級統治的社會力量。所以說這個時代是封建製的衰落時期，或者說是晚期，這是孕育封建製掘墓人的時代，它不是末世，不是所謂“天崩地解”的時代，即不是封建製的瓦解時期。如果不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純粹的封建製還將有一個較長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