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區榷茶的另一主要特點，是將榷禁茶葉和榷茶收入，購買和博易四川及熙河地區少數民族的戰馬。因此，主管榷茶的茶事司有時又並稱茶馬司，榷茶買馬兼而領之。保證戰馬的需要，是榷茶的主要目的。這一點，將在後麵專節探討，暫不贅述。
由於主管四川榷茶的官署，不但要經營買茶賣茶，而且經營百貨市易和運茶的任務；不但要保證茶利收入，而且要保證戰馬的需要，因而四川榷茶司的職權就特大。“諸買賣茶州軍，知州、通判兼提舉，經略使所在，通判兼提舉，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監”，甚至“有茶及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轉運司奏明差注”。茶司“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榷茶司的首腦，儼如獨立於地方行政長官的國中之王。當時反對榷茶的知彭州呂陶、侍禦史尹周、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等均被貶官貶秩。
“川茶，熙河一路經費所仰。”政府為了增加茶利收入，增益國庫，專門製定賞例，或予爵位、升遷官階；或予償金，以作報酬。主持茶政的官吏，為使歲課增羨，希圖進用，莫不盡其謀利之能事，因而茶利收入不斷增長，熙寧年間李杞經辦蜀茶時，歲入四十萬緡，元豐二年李稷時五十萬緡，元豐七年陸師閔時百萬緡，到元祐間已達百二十萬緡。這些錢都是茶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承擔的。
宋代四川地區榷茶之前，茶葉的銷售價格低，人民吃的是賤茶。茶葉專賣以後，茶葉的銷售價格提高，宋朝政府就在四川人民頭上增加了一項間接稅。而官府賤價收買茶葉，又直接加重了對茶園戶的剝削，造成園戶的破產，影響生產的發展。因而榷茶引起了人民和有識的官僚、士大夫的反對，呂陶、劉摯、蘇轍等人相繼上章論奏榷茶十害或五害。但是，他們反對榷茶的共同特點，都是看不到榷茶破壞和阻止了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阻止了資本的積累。
茶葉生產是我國封建社會內部出現較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早在唐代，九隴（今彭縣）張守珪的仙君山茶園，每歲就招采茶人力九百餘人，男女傭工雜處園中。據呂陶記載，在宋代，無論是業主或佃種茶園，都是雇工經營的商品生產。每生產十八斤茶葉，除去租稅、雇工等一切開支，能獲淨利近二百文，平均生產一斤茶葉能賺十文錢。其中“茶園戶人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則每年應賺三五百貫，這在當時可算是一個不小的商品生產富翁了。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商品生產就能在封建自給自足的經濟中發展壯大，不斷增加資本積累，把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然而它在封建官府的榷禁製度之下，卻被窒息、扼殺和破產了。同時，封建的專賣製度還阻止了商品交換的發展。熙寧七年洋州知州文同給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洋州產茶而不出鹽。未禁茶時，“鄉茶人戶既得各自取便賣茶，於是陝西諸州客旅無問老少，往來道路，交錯如織，擔負鹽貨入山，並在州縣村鄉鎮市坐家變易。當此之時，鹽有餘戾；今既一切禁止，客人不令販賣”。恐有缺鹽之憂。
封建的專賣製度阻止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我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起了阻礙作用，這是封建官僚所認識不到的。但是，官買官賣，官辦商業所產生的效率低，利潤少，甚至得不償失，減少財政收入，他們卻是深有感觸的。
封建官府榷禁茶葉的目的，是要獲得壟斷的高額利潤。但這種利潤的獲得不是按商品經濟的規律，而是超經濟的強製壟斷。因而它不能克服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固有的弊病：一、官府壟斷消滅了競爭，破壞了價值規律，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換，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二、官府榷禁茶葉，獲利雖高，“然朝廷所得者，歲有一百萬緡，而失陷商稅，亦數十萬”，所得不多。三、官府專賣茶葉，必須設官置署和雇役夫、添置役兵，增加一筆龐大的開支。呂陶就曾指出：“永康縣熙寧九年發茶三百馱往熙河，除諸般費用及沿路批稅外，計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士兵請米猶在數外。不知到熙河貨賣所得幾何！”四、封建官辦商業盡管訂立各種各樣的獎懲辦法，力圖改善經營，多得利潤。但是，一方麵官辦商業不是按經濟手段來經營，而是按上級行政命令來經營，必然使經營管理既落後而又腐敗；另一方麵主管官商官吏的身家性命，升降黜陟，不取決於經營的好壞、利潤的多少，而取決於官場的靠山和人緣等等關係。這些都使得官辦商業缺乏內在的經濟動力，不可避免地造成“搬運不逮，糜費步乘，堆積日久，風雨損爛，棄置道左，同於糞壤”。榷茶的結果是“所至不通客旅，惟谘無賴小民結連群黨，持仗私販，虧失征稅，茶司認虛額，又侵盜相繼。刑罰日滋，為數千裏之害”。
上述榷茶官營茶葉買賣的弊病，在封建官僚製度下是無法克服的。宋人王夢易“嚐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鐫三秩，罷歸而卒”，就是明證。所以，呂陶、劉摯等人都一再建議廢除榷茶，減少官府經營茶貨的開支，令其通商，征收商稅，亦能保證茶利收入，滿足熙河軍費和買馬的需要。為此，元祐元年朝廷曾派遣黃廉按察。“既至，得知馬為利，運茶為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為了榷茶買馬的需要，四川地區的榷茶辦法，北宋一代終未改變，榷茶之弊終未能革。
迨至南宋建炎初，趙開主持四川財政，才對四川榷茶製度和辦法進行了一次改革。趙開在榷茶買馬五害中指出：
黎州買馬，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奸，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仍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並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
這五害中，除第二害官吏買馬不按時支付茶葉，致“夷人怨恨，必生邊患”外，其餘四害都是講官買官賣茶葉不能賺錢隻會蝕本。針對這個弊病，趙開“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並罷。仿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茶，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五分，每百斤增十勿算”。
十分明顯，趙開大更茶法的核心是廢除官買官賣，革除官商的弊病，實行商買商賣，把榷茶壟斷利潤加在茶引上，用高稅政策來代替專賣政策。如前所述，四川地區茶葉的收買價格一般每斤六七十文，而今“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再加頭子錢、住稅、過稅，則官府征收茶引、茶稅之高，達到了產品價格一倍以上。這樣，茶葉的銷售價格當然不會比官賣大大降低，對生產者和消費者並未帶來多少實際利益。然而，它由商人來經營，畢竟調動了茶商經營茶貨的內在經濟動力，革除了官商的弊病，促進了茶貨的交換和流通，保證了官府的茶利收入。所以趙開變茶法後，引息錢乃複至一百五萬緡，其後繼任者增加稅率，一年茶引收入竟達二百萬緡之多。“而買馬之數，複不加多，故當此時，茶馬司之富甲於天下”，終宋一代四川茶法不變。
四川茶葉與兩宋防務
南宋人張震曾指出：“四川產茶，內以給公上，外以羈諸戎，國之所資，民恃為命。”四川茶葉對兩宋的防務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除為朝廷提供一筆巨額的茶利收入，解決部分軍費來源外，更重要的是同四川和西南少數民族保持茶馬貿易，既維護了宋朝在西南地區的安全，又滿足了國家對戰馬的需要。
宋朝在四川的有效統治，主要在四川盆地的漢族地區。盆地四周的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是實行羈縻統治，對各族人民首領封官、賜爵、賜地，地方政權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手中。由於在階級社會裏無論是漢族的統治者或少數民族的統治者，都不可避免地會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引起民族之間、中央政權和少數民族地方政權之間的矛盾衝突，甚至武裝戰爭。由於契丹、西夏和女真的崛起以及對兩宋政權的嚴重威脅，又迫使它特別需要保持同四川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友好關係，維持西南地區的和平安寧，以免腹背受敵，能夠騰出手來集中力量與西北少數民族政權抗衡，保住它的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同四川地區少數民族搞好關係，對兩宋政權的防務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大家知道，民族關係的好壞，是由政治、經濟等因素決定的。在經濟因素中，西南少數民族是多馬無茶，漢族是多茶無馬。茶葉具有極其重要的使用價值，是人們普遍愛好的飲料。當時人們對於茶葉的功效雖不盡知，然而卻從生活實踐中懂得喝茶可以解油膩，助消化。居住在我國西北、西南地區食用肉類、乳類較多的兄弟民族，都需要大量飲茶。在唐代，西北回紇就仰賴內地茶葉；在宋代，南宋人閻蒼舒也說：“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因此，茶葉就成了宋王朝同四川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保持友好關係的物質力量和經濟手段。茶政的得失，不僅從局部上直接影響兩宋政權同四川及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友好關係和和平安寧，而且在全局上還會間接影響兩宋政權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抗衡和整個政權的安全。
兩宋政權為了對四川地區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實行羈縻統治，在經濟上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茶禁極嚴，“使蕃夷仰我之心重”。對願意臣屬並保持友好關係的兄弟民族就贈茶、賣茶和買馬；否則，就不贈茶、不賣茶、不買馬。其中互通有無的茶馬貿易，更是保持同四川、西南地區兄弟民族友好關係的紐帶。為此，兩宋王朝對少數民族賣馬買茶給予多方優待。“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南宋兵部侍郎陳彌作說：“祖宗設互市之法，本以羈縻遠人，不藉馬之為用，故駑駘下乘，一切許之入中。”瀘州知州何慤在談到敘州設場市馬的原因時也說：“西南夷每歲之秋，夷人以馬請互市，則開場博易，厚以金繒，蓋餌之以利，庸示羈縻之術，意宏遠矣。”所以孝宗時期朝廷下令禁止黎州買不任作戰的駑馬，益州路轉運使袁抗上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值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製。”兩宋時期，四川地區的少數民族未發生較大規模的反叛，與宋朝執行優待少數民族的茶馬貿易是有密切關係的。這充分說明了四川茶葉對維係宋代四川和西南地區的安寧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宋代四川茶葉對維持四川和西南地區的和平安寧起了重要作用，那麼，以茶博馬，“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裏來”，則對宋朝的整個防務起了更大的作用。
馬是古代最先進的交通工具。宋朝“舊製，自禦馬而下，次給賜臣僚，次諸軍，而驛馬為下”。無論是皇帝、官僚和驛傳的交通工具，還是軍隊作戰都離不開馬。特別是在戰爭中馬以它特有的奔馳速疾、勇猛耐勞而成為古代最先進的戰爭工具。但馬之良駑，係於風土。名馬多出塞外，軍用之馬，曆來皆購於少數民族。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令河東、西民養馬，並於沿邊設官牧馬；紹興年間又置饒州，臨安諸監，置馬牧之。均以風土不宜，孳生不繁，或以所出皆駑，不合戰用，故凡戰馬大部分皆仰給於少數民族。
北宋市馬惟河東、陝西、川峽三路。雍熙間，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永康軍均設市馬場，招徠蕃馬，以銀錢布茶予之。熙寧年間蜀地榷茶，主要目的就在於以茶買馬應付熙河軍需。當時雅州名山茶最為少數民族所喜好，故專用於博馬，不得他用。“凡馬所出，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洲曰子河汊者。有善種出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及充鋪馬。”整個北宋一代，川馬在軍事上還不占重要地位。
南宋時期，大散關、淮河以北均為金人所有。“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無論是川馬或秦馬，其市馬物資及經費多仰賴於四川茶葉，故茶馬二政密不可分。南宋人吳泳就指出：“權衡於經久之可行，而斟酌於公私兩利，則莫若嚴鬻茶之禁，而高估馬之直，茶禁嚴則商人重犯法，不敢越國而私販，估直厚則蕃人動於微利，亦將損馬而爭賣。曆觀前代馬政之修，無出於此二策之善。”
南宋戰馬的絕大部分來源於川秦茶馬。川茶所博之馬，多由陸路配於沿江諸軍。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四川的茶葉，就沒有南宋的戰馬，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結束語
四川盆地，氣候濕潤，宜於茶樹生長，茶葉生產發展快。迨至宋代，四川的茶葉產量已超過宋朝轄區茶葉產量的總和，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產茶區。宋朝的茶政主要服務於軍事邊防的需要。北宋中期以前，四川鄰近地區邊境安寧，無爭戰之役，故天下茶皆禁，蜀茶得以通商。熙寧年間，熙河用兵，故天下茶皆通商，而蜀茶獨禁。南渡以後，國勢日危，國用日貧，川陝軍需，川秦博馬，少數民族之羈縻，皆仰賴於川茶。故四川茶葉對兩宋王朝政治、軍事、經濟都具極重要的作用。
《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一九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