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鍾翰
一、《清史稿》簡介
1.清史館的開設
清王朝是繼蒙元之後統一全中國的第二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國最末的一個封建王朝。從順治元年（1644）清兵入關開始，到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為止，經過長達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長期統治，終於被民主革命先驅者孫中山（文）先生領導的武裝起義所推翻。
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就職於南京。為謀求中國南北的真正統一，寧願讓位於北京的北洋軍閥袁世凱。袁世凱繼承曆代封建新王朝建立後為過去的一代王朝修史的傳統慣例，於民國三年（1914）開設了清史館。
清史館設館長一人，下設纂修、協修各若幹人，又校勘及辦事員若幹人。史館規模之完備，人員之齊全，酬金之優厚，幾不減清初當年明史館開設之規模，此則藉以顯示新朝對勝朝的追念和報恩。而自民國六年（1917）以後，袁氏竊帝自亡，以後曆屆北洋政府財政艱窘，屢減經費以至於無，《清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頓。
2.主要編纂人員
清史館設立後，袁世凱重禮延聘原東三省總督、後退居青島的趙爾巽為館長，複聘總纂、纂修、協修先後百數十人，而名譽總纂、纂修以及顧問尚未計算在內。史館中執事者又有提調、收掌、校勘等職。是時遺老中有主張修史者，亦有以為不當修者，最後應聘者多，又有以《東觀漢紀》即當世所修，何嫌何疑者，加之當時一代大師繆荃孫先生為國史館前輩，以史事自任，巍然為之表率。到館之總纂有柯劭忞、吳廷燮等，纂修有金兆蕃、吳士鑒、鄧邦述、章鈺、張爾田等，協修有俞陛雲、姚永樸、袁金鎧等，校勘有葉爾愷、李景濂、成昌等。
迨至民國五年（1916），由於袁世凱妄圖竊國改製自帝，未百日而終告失敗身亡，中華民國名存實亡，北洋軍閥相繼專政，代替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至民國十六年（1927）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乞款於東三省大帥張作霖與黑龍江督軍吳俊陞，而以袁金鎧為之介，果得款。於是重加整頓曆年館中所纂諸稿，預期三年告成。甫逾半載，而趙爾巽年邁多病，俟全稿刪定成書，恐不及待，遽納袁金鎧刊稿待定之議，再乞款於張作霖，即命袁一手總理發刻，而袁又以金梁（原宣統朝後期內務府大臣）任校勘，期一年竣事。未幾，趙爾巽卒，柯劭忞代之。柯與袁金鎧意見不合，不閱史稿，即付金梁手。金幾握全權，隨校隨刊，多所竄改。再越年，夏，北伐革命軍直搗京師，監閉禁城。清史館在東華門內，史稿校刻未竣者尚有十之一二，金梁移歸私寓續成之，不免改竄尤多。
3.史稿的禁錮
北伐革命軍抵達京師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被金梁私運至奉天（今遼寧省沈陽市舊城）者四百部。此四百部史稿中又由金梁加入《張勳、張彪傳》，其他如《藝文誌·序》亦由金重寫抽換。而存留於京之七百部仍保持舊貌。於是史稿有關內本與關外本之別。既而南京國民政府發現史稿中多有違礙之處，據傅振倫兄所撰《清史稿評論》指出：不奉民國正朔，乃隻用幹支，敘事複不明顯，態度曖昧，有反民國之嫌，茲舉數例如次：（1）《勞乃宣傳》雲：“丁巳（按，應作民國六年，下同）複辟（指張勳合謀宣統複辟），授法部侍郎。”（2）《沈曾植傳》雲：“丁巳複辟，授學部尚書，壬戌（民國十一年）卒。”（3）《世續傳》雲：“世續辛酉年（民國十年）卒。”（4）《伊克坦傳》雲：“癸亥年（民國十二年）卒。”（5）《周馥傳》雲：“移督兩江（光緒）三十三年，請告歸，越十四年（當作民國十年）卒。”（6）《馮煦傳》雲：“聞國變，痛哭失聲，越十有五年（應作民國十五年）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最為嚴重的是，對清末變法維新與革命運動的記載竟付闕如，書則視為反動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漢族誌士起而走險，揭竿而起均不予書，諸如朱氏後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楊（秀清）之倡義，黨（指國民黨）人之排滿，秘密結社之組織，均不詳載；（2）清代屢興大獄，懾服漢人，其事多不著錄；（3）《德宗本紀》光緒二十三年條下有雲：“無言康有為上書請變法書。”二十四年條雲：“八月丁亥，皇太後（指慈禧）複垂簾於便殿（指養心殿）訓政。詔以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褫其職，與其弟廣仁（注雲即有溥），皆逮下獄。有為走免。”又雲：“戊子（光緒十四年）詔捕康有為與梁啟超。”而《本紀·論》則曰：“德宗親政之時，春秋方富，抱大有為之誌，欲張撻伐，以國恥。已而師徒撓敗，割地糶平；遂引新進小臣，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然功名之士，險燥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濟，言之可為於邑。今觀康有為之弟傳，而有為之傳獨缺，此殆門戶之見歟？”非也。實則從清朝最高統治者的立場出發，為維護封建帝王權力不受旁人操持而立言耳，又何維新與守舊“門戶之見”之有哉？
《清史稿》刊成於民國十七年（1928），論者以其誹謗民國為能事，發現反民國、反革命，藐視先烈，與斷代修史體例不合。北京故宮博物院因而遞呈南京行政院請禁發行。不數月而遭國民政府之禁錮。查禁之原動力，或謂出於李石曾，或謂出於譚組庵（延闓）。一則目李石曾之父《李鴻藻傳》為不佳；一則因譚延闓之父譚鍾麟未予立傳。其實亦不盡然，必究其因素，無非南北互爭，內外相傾，彼此結合而成之耳。不得謂李、譚二人之私心而遭禁錮之災也。
《清史稿》禁錮之令未解，首先提出異議者為清史學界前輩、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題為《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一文，末雲：“審查結果，或有可嫌之處，要之已盡具於是。是本書無謗史之價值，但當指明其應酌正之體例，並出黨史以供參照，為據稿修為正史時之標準，無毀棄此大宗史料之必要。且若有可嫌，必關外本之嫌尤重。故當日在事之館員，刪成關內之本。然令關外本捆載以入異邦（尤以日本為多），竟為毀禁之所不及，則所錮者國人之耳目，而為異國添研究我國史書之資料，使我學術界欲廣佚聞，恒裨販於異國史學家之著述，心知其可恥，而無如之何。此不能不望政府當局為學界一垂憐，而弛其購買或翻印之禁也”。隨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則為原燕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後發表了《清史稿解禁議》與《為檢校清史稿者進一解》兩文，前文指出：“夫學校皆有曆史一門，欲知中華民國肇建之由，不能廢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曆史而不講，即不能廢此一百冊《清史稿》而不用，使政府果有改編之誌，國人猶可少忍須臾。今改編既無其期，而研究曆史者不能蔽聰塞明，則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顧者矣。在昔專製之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生殺予奪，惟意所欲。取違礙之書而銷毀之，豈不掀髯自得曰：莫予毒也已。然十世之下，銷毀之書猶有存焉者。今北平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清華圖書館等國立機關，皆有收藏，私開閱覽。甚至輦轂下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稱以正史，列於書目，政府威信自踐踏之。而私立學校，如燕京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昔皆預約購得前半部者，亦不能不忍痛再斥巨金購以供用。關外之本捆載入關，每部索價五六百金。政府之禁令徒為奸人牟利之具。假使關外之民欲翻多本，運銷關內，政府將若之何？”
後文則雲：“孟心史先生之論，至為允當。清帝遜位後，民國所訂優待條例，首雲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在此條例被取消之前，竊號自娛，原為中華民國所允許，則彼時之不奉民國正朔，再頒諡典，無足怪者。即收諸遺老於列傳中，以為效忠者勸，亦當不為舊道德所非難。其他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殊不足為禁錮之理由。古書體例不合、或體例不一致者何限，政府可勝禁乎？為政府計，與其錮諸文官處圖書館，何如將所存二百四十五部，除酌留若幹部為檢校之用外，盡數頒發各大圖書館；其經預約者，一律發還下半部，以供眾覽而聽取國人之公評。”仔細考之，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之禁令，實際上隻能禁行於長江流域地區，華北及東北三省為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之內，國民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錮令雖禁而禁不得，雖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二、體例問題
1.劃一體例
《清史稿》是民國初年設立的清史館編纂所成的，記述清朝一代近三百年曆史的未定稿。眾手修史，自《晉書》以降至於明，討論日密，雖有枝節之論例，而無劃一的條文，有之自清史館始。按照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正史”（《二十四史》包括《明史》而不包括《新元史》）的體例，《清史稿》分為紀、誌、表、傳四大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為結束《二十四史》的正史而成為《二十五史》之史。
（1）本紀書例
清沿於《明史》，但亦有出入，茲標錄其本紀書法於後：①每帝首書徽號名諱（《太祖本紀》首書太祖奉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努爾哈齊。始祖書姓，餘帝不書）。②郊天必書。③年月重要政治必書。④征伐必書（名城陷複）。⑤巡幸必書。⑥大赦必書。⑦大災水旱天變地震。⑧捐免錢糧賑災恩政。⑨外國朝賀（必在每年之末，達賴、班禪來朝亦多書）。⑩訂約改約（領土變遷）。改定製度。大學士、軍機、各部尚書、都察院升遷，外省督撫罷免，必書。封爵之重要者。卒葬某陵。上尊號及立後。郡邑增改。右本紀書例，雖有討論建議，然未盡實行，姑附載於茲。
（2）列傳書法劃一條例
清史開館之初，聯合討論，擬定列傳劃一之辦法：①名字姓氏籍貫例。改名書後名，原名某某。近人字號用其通稱較著者。旗籍者曰滿、蒙、漢軍某旗人，駐防曰某地駐防，有抬旗者，曰升隸某旗。②世係出身例。祖父顯貴有傳者曰某官某之孫之子。甲科曰某朝某年進士。舉人拔貢以下曰舉人拔貢。捐納曰捐貲為某官。③升擢差遣例。升轉曰遷，晉階曰擢，越級曰超擢，由京而外曰出為，由外而京者晉階曰內擢，同級以下曰召授，行取者曰行取授某官。文武互改曰改授，兼官曰兼，補官曰補，先罷後補曰旋實授。量移曰調，未補官者升階曰晉秩。五等爵曰封，世職曰予。④降革譴罪例。降職曰鐫幾級，革職曰褫職。降職曰降，革爵曰奪，革銜翎曰奪。拿問曰逮。罪至死者曰伏法，免死者曰論大辟或減或釋。未革職而罰往某處或邊疆者曰命往某所效力。⑤贈諡恤典祠祀例。贈官必書，諡必書，恤典非異數不書，配享太廟、從祀文廟、入祀賢良祠、特建專祠、附祀專祠、入祀名宦鄉賢孝悌昭忠等祠書。⑥年月日例。入仕之始必書年，遷擢之年宜詳，軍事尤宜詳。一年數戰紀月，一月數戰紀日，卒年可考者書之。⑦地名官名例。悉用今製，勿用古名，勿用簡稱。邊地譯名有異同，宜劃一，與《地理誌》相符。入關以前滿官名從當時之稱，改名以後用今名。⑧錄載奏疏例。言官之疏非忠讜最著者不載，部臣之疏非確知是人主議者不載，疆臣之疏非大有關係者不載。奏疏原文不能無修節，其中當時通用名詞，不宜改易。
前述列傳劃一條例，雖為列傳劃一而設，然綜觀全書，雖大體照例劃一而行，其中偶亦有未盡遵行者（詳下），是則書成眾手，各自為政，八載方克完稿，而倉卒間付梓，總纂又未閱稿刪定，固未可苛求於某一人也。
2.內容特點
《清史稿》倉促成書付刻，故以《稿》為名，以待正也。其缺點顯而易見者有：（1）內容與序例不合者，如《輿服誌》與《兵誌》。《藝文誌》輯佚不列叢書，而又將《詞學叢書》列入。又《文苑傳》與《儒林傳》多有重複。（2）斷限參差不齊，如本紀斷至宣統遜位，以後複辟，付之闕如，而遜位之年號有長達宣統十一二年者。（3）敘事不明，如《德宗紀》三十一年（1905）載澤等啟行，甫登車（火車），即被炸彈，而不詳載何故。（4）無時間觀念，如《地理誌·台灣篇》載戶口原額人丁，不標明年代。（5）重古輕今，如《天文誌》斷至乾隆六十年（1705）為止，清亡於宣統三年（1911），中曆二百餘年均付闕如。（6）一人兩傳，如謝啟昆既見卷三六五，又見卷四八九；王照圓既已單獨立傳，又附見卷四八二《儒林·郝懿行傳》。（7）曲筆失實之處亦複不少，如各本紀與《外邦誌》中斥外國人為“夷”；甚至在《地理誌·台灣篇》以鄭成功為海寇，而呂留良、金人瑞、曹雪芹（霑）等均未被列入《儒林傳》或《文苑傳》之內。
《清史稿》載筆失實之處固多，然據事實錄，直筆亦複不少，如：（1）《本祖紀》明言以太祖（努爾哈齊）為建州衛都督僉事，使親弟舒爾哈齊貢於明，太祖亦多次入貢於明。（2）《高宗本紀·論》明雲：“惟耄期（指乾隆晚年）倦勤，蔽於權倖（指和珅）”。（3）《文苑·嚴複傳》載其《天演論·自序》，《吳汝綸傳》與《梅曾亮傳》均采其所著論文之語。（4）《阿哈出傳·論》“或謂猛哥帖木兒名近肇祖（孟特穆），子若孫亦相同。然清先代遭亂，幼子範察得脫，數傳至肇祖，始克複仇，而猛哥帖木兒乃被戕於野人（七姓野人），安所謂複仇？若以範察當凡察，凡察又猛哥帖木兒親弟也，不得為數傳之祖。清自述其宗係，而明得之於簡書，非得當時記載如《元秘史》者，固未可以肊斷也”。今《清史稿》取太祖未起兵前建州三衛事可考見者著於篇，以阿哈出、王杲為之綱，而其子弟及同時並起者附焉。此紀述清之先世，洵屬得體。
3.與《明史》異同
明史館開設於清順治二年（1645）以大學士馮銓等纂修。康熙四年（1665），史館複開，以滿文譯《明實錄》未數十卷而罷。十八年（1679）再開史館，命徐元文為監修，葉方靄、張玉書為總裁，而以博學鴻儒五十人入翰林，與盧琦等十六人為纂修。監修徐元文發凡起例，曆十二年而《明史稿》粗成，本紀二十四卷，誌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十二卷，凡四百一十六卷。《清史稿》本紀二十五卷，誌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稿》雖模仿《明史》而仍有變更之出入，即全稿卷數大大超過《明史》五分之一強。
據參與清史館工作者之研究，《清史稿》誌目十有六，《明史》誌目十有五。是《明史》誌目，《清史稿》皆有，惟改《五行》為《災異》、《曆》為《時憲》，而並《儀衛》於《輿服》，則《明史》目十五，《清史稿》並為十四，而增《交通》、《邦交》二誌，而從《兵誌》中之鐵路、輪船、電報、郵政分出為《交通誌》，別立《郵傳誌》為單行，此其大略也。
三、版本問題
民國十五年（1926）清史館館長趙爾巽年邁，納袁金鎧刊稿待定之議，期一年竣事。乃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北伐，直趨京師之前夕，《清史稿》仿清初王鴻緒之於《明史》題“稿”，言修正尚有待也。《清史稿》共印一千一百部，以革命軍即將入城，金梁私運四百部至關外。餘存七百部於北京史館，由故宮博物院接收。民國十八年（1929）故宮博物院根據當時已發表的傅振倫兄所撰《清史稿評論》，列舉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違反史家詳近略遠之原則、重複、煩冗、漏略、采錄不廣、曲筆、生人入傳（《後妃傳》中有健在之皇後郭博勒氏）、稱謂歧出、遺誤疏略、印刷之誤等近三十條之失，呈請國民黨政府封禁。政府不察，遽下令禁錮。故宮博物院所存七百部，捆載而南，封存於南京教育部。
運出關外的四百部《清史稿》，被稱為“關外本”，後來北京清史館舊人發現關外本由金梁對原稿私自做了改動。原史館舊人將存留的《清史稿》又略加少許抽換訂正，以複舊觀，故被稱為“關內本”，稱為正本。後來金梁又將關外本略加改動，重印過一次，被稱為關外二次本，則前此未改之本被稱為關外一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