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集《鍛煉》收八個短篇小說和一篇散文，除一篇外，其他都寫於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其中《藥丸》寫一個叫作姚伯威的人一心一意想煉出一種特殊的藥丸，人吃了這種藥丸就不用再吃飯了，這樣就可以不必再為吃飽飯而做牛做馬。結果藥丸沒有煉成，自己還險些喪了命，隻好削發出家當和尚，離開俗世，俗人也用忘記報答了他。《毛道人》的主人公本名毛貴子，因不好好讀書，無以為生，就做了小偷、強盜，一次還去偷自己的老師，被教訓了一頓。後來出家當了道人，再後來就沒有下落了，不知是雲遊去了，還是厭倦了道士生涯，另謀生路。
《童年的故事》收自述性小說五篇，寫於一九四三年夏。其中《大舅父的悲劇》寫大舅父因為生天花，長了一臉的麻子。他善良而正直，卻沒過上一天好日子。他參加了四川軍閥劉湘的軍隊，但從沒有遇到過真正的敵人。他在戰場上受傷，在醫院飽受著痛苦，而交戰雙方的軍閥卻已經坐在一起喝酒劃拳了。在軍閥混戰中，他逃脫不了為軍閥當炮灰的命運，終於飲彈身亡。《鄰居》寫兒時在鄉間耳聞目睹的一場悲劇。“我”的鄰居劉二河、劉三河兄弟沒有田種，全靠碾子生活。劉二河的兒子是個道士，常外出給人算命。劉三河的大兒子劉寬寬給一家地主當長工，後來劉寬寬跟地主的女兒相戀。但地主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由不同意這門親事，於是，女方私自到劉寬寬家裏成了親。正在宴爾新婚之際，女方的父親派一群狗腿子將新郎活活砍死，並搶走了新娘。小說站在下層人民的立場上，對不平的世道發出血淚的控訴。
四
艾蕪在桂林時期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是明顯的。首先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縱觀艾蕪在桂林創作的三類小說，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從題材來看，小說全部取材於現實生活。直接寫抗戰的小說，描寫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軛下》等），也描寫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如《春天的原野》等）。描寫大後方人民生活的小說，既寫了後方人民的抗敵熱情（如《萌芽》等），也寫了國統區的各種腐敗現象（如《鄉下的宴會》、長篇小說《故鄉》等）。寫南行經曆的小說，也褪去了原來的浪漫色彩，轉而寫南行旅伴之間金子般珍貴的友誼。回憶童年的小說，大多是作者童年時期在鄉村的經曆和看到的一些真實情景，也是現實主義的。從故事來看，艾蕪此時的小說寫的都是生活中常見的事情，不再帶有傳奇色彩。從人物來看，艾蕪此時的小說寫的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不再帶有非凡的色彩。如《鋤頭》中的阿棟，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他曾幫鬼子修過鐵路，也曾對和平生活抱有幻想，但在遊擊隊員阿定的感染下，特別是妻子遭鬼子兵強奸後，他終於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艾蕪這期間小說的另一個特色是藝術風格樸實凝重。艾蕪這一時期小說的現實主義手法加速了他藝術風格的轉變，即由前期《南行記》的清新明麗轉向《故鄉》和《山野》的樸實凝重。他在桂林冷峻地凝視著抗戰的前線和後方，這就是戰爭的艱難和後方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他不動聲色地、冷峻地描繪著這一切，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樸實凝重的藝術風格。所以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偏重於冷色調的題材，如“荒地”“黃昏”“冬夜”“山野”等。艾蕪在《荒地》的《序言》中說：
我喜歡“荒地”這兩個字，他們能夠給我一幅荒涼的景象：一望沒有成林的樹木，沒有青綠的菜園，也沒有開花結實的果樹，隻是一些亂紛紛的茅草、荊棘、刺藤，看來十分愁慘、憂鬱。
其次，他此時小說中的一些環境描寫，帶上了黯淡的世俗色彩，這也體現了樸實凝重的風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艾蕪在桂林後期創作的回憶南行經曆和童年往事的那部分作品，有一個突出的特色：輕鬆自如，幽默明快。沒有義正詞嚴的揭露、批判、鞭撻。沒有冷酷的、置人死地的諷刺、嘲笑和挖苦。有所讚美，有所批評，但更多的是理解、同情和寬容。反映了作者對社會、人生有了更全麵、更深刻、更宏觀的認識。
抗戰時期五年多，艾蕪在桂林創作的小說，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在藝術上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在艾蕪的全部的創作中占有較為突出的地位，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參考書目
[1]魏華齡。桂林文化城史話[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
[2]張效民。艾蕪傳[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月。
[3]譚興國。艾蕪評傳[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