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不同之處是體現在對情感的把握和民間與傳統文化的堅持上。
艾蕪與高爾基的流浪小說，雖在人物形象以及表達情感上均有著種種相似之處，同時，由於各自經曆的差異性，也使他們的作品有著他們各自的“自己的聲音”。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傾向上有著自我的情感表達，這些情感成為作家個人體現在作品中的烙印。
高爾基的作品具有深沉的、鬱憤的感情基調。他的流浪，與艾蕪的目的不一樣。兩者早年的流浪都是為了生計，但後來高爾基兩次有名的漫遊的目的他自己所說的是“我要認識俄羅斯”，如《馬卡爾·查德拉》中拉達對愛情豪邁而又真摯的選擇，《流水》中奧西普身上湧現出的英勇才智以及契爾卡斯身上所體現的獨立不羈的自由的心胸與寬容博大的崇高情操。這些情感構成了他作品中深厚、沉雄的基調。他是看到世界未來和人類命運的藝術家，精神上的自我並不停留在容忍的沉思中，於是為此發出呼號，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製度，要求複蘇受迫害與受傷害人們的心智與潛力。如此的發展導致了他的基調是一種被壓抑著的熱烈的憤怒。
艾蕪作品的情感基調分為兩個階段，年輕時候的他是憂傷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五四的浪潮衝開了一個總是關閉著的門，正在探索著新生的人們從這裏看見了一個絢麗光明的未來，青年都向往著衝出束縛自我的門檻，走向新的世界。艾蕪也在這種召喚下背離了家庭，懷著美好的夢想，不名一文，遠走他鄉赤手空拳地闖入了社會。他所希冀的燦爛的夢成為在茫茫途程中跋涉與艱難的謀生，他所追求卻無寄托的是一個“被深沉的悲切侵襲著，圍困著”的心——一顆寂寞的心。他極力抑製他那無法宣泄的渴望，吞咽著這苦澀的淒楚情愫。然而這憂傷卻有變奏：在《我的愛人》中，它淒切而傷痛；在《私煙販子》中，成為眷戀與悵惘之情。正是這種變奏，使他的基調得到多方麵的表現與擴展。作為一個對美好生活、高尚情操充滿了渴望的青年，即使在嚴峻的生活中，依舊可以保持著自勵自強，保存著勃勃生氣的士氣。正是在這般信念的支持下，他在人海中也不斷地發現人類的良知和人類的愛，他敏感的心在流浪中得到了深刻的啟發與體會。這時艾蕪發出了一串歌頌萬物的高音，歌頌美麗的自然、美好的人以及堅毅高潔的自己。《人生哲學的一課》中的“我”麵對生存的威脅卻始終不願妥協，不去“侍候有錢人”；《鬆嶺上》的漢子麵對來源於社會的暴力奮起而反抗，寧願遊離於江湖也不願苟活世間；《七指人》中的和尚，寧失三個指頭也不願遵循那些無稽的清規戒律。這一串高音儼然成為他的主旋律，使自己那高亢而又扣人心弦的音響細流彙入了深沉而又溫柔的基調，使他的情感色彩更深厚和絢爛，情感的豐富也讓艾蕪的作品有了文學史的意義與價值。
通過高爾基與艾蕪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兩人作品所體現出的情感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的來源更由於兩種文化和自然環境的不同。同時，我們也可以在艾蕪的作品中，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所帶來的影響。
從艾蕪進入四川省第一師範學校開始，便接觸到一個與他小時候截然不同的世界。對社會的重新認識以及對現實的無奈，使艾蕪希望構建一種理想的人生樣式，如同河流一樣，擺脫現實的束縛與社會意誌的操控，恢複個體存在的自然狀態，走出循規蹈矩的圈子，回歸到人類的自然本性。在艾蕪的作品中均刻畫了獨具特色的“流浪漢”形象，他們被社會唾棄，生活並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各自為了生存而迸發出一種對原始生命力的回歸，在這些流民身上也顯示出了作者渴望現代人向原始本真回歸的一種張望，正是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他開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