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漢蕾
艾蕪說：“人應該像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他走過的路映照出他在流浪的路上所遭遇的種種際遇，這些際遇構成了他奇妙的人生，也成為他作品中素材的來源。從故鄉到他鄉，再從他鄉到故鄉，艾蕪走了這一條循環曲折的路。這不僅是艾蕪的生活之旅，更是他本人的精神與藝術之旅。
在艾蕪的小說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形形色色的“流浪漢”形象，他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炫目的作品長廊中耀眼的一筆。
為了更清晰展現艾蕪作品中流浪漢形象的特點，我們首先將其與高爾基作品中的流浪漢進行對比。對此，已經有學人係統對兩人進行比較，如張建鋒的《艾蕪與高爾基反思國民性的比較》、張的《艾蕪〈南行記〉與西方流浪漢小說》等。本文試圖找尋其中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其目的是找到艾蕪所描寫的“流浪漢”形象所具備的共性與個性、世界性與民族性。
高爾基和艾蕪分別是蘇中兩國描寫“流浪漢”小說的代表，兩人的小說都挖掘了“流浪者”的另一種感情，一顆不寧靜的心以及對生活的熱愛。他們到處流浪，不斷探索，在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培養的感情使他們更理解生活，更熱愛生活，並且通過自己對流浪情感的獨特感知，來提高自我的認知，並在作品中體現為筆下人物的內省，最終構成小說審美價值中心的是流浪者和作者本身的崇高情感，即人物本身與人物情感之間的共勉。讀者也在閱讀的過程中從文本所體現的感情曆練裏獲得審美體驗。艾蕪對高爾基作品的推崇人所共知，而兩人的共通之處卻少有人提及。
從中世紀佚名作家的《小癩子》到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這過程中“流浪漢”形象已發展成一個有諸多傑作和分支的體係。其中有相異之處，也有相似之點。高爾基和艾蕪的“流浪漢”小說，均具有自傳體的特點，這種獨特的以第一人稱口吻表達的自傳體的小說特點既是他們與底層人民在坎坷生活道路上的共同掙紮，又是向社會各方麵有揚棄的學習。他們自始至終心懷高潔的信念，專注且執著地窺視著遙遠燦爛的一抹光明。這些品質也體現在了作品之中，那些“流浪漢”盡管粗俗、血腥，但這些粗俗與血腥中，包含著對不合理世俗規則的蔑視和對看似高尚的世俗生活的嘲諷。對美好情感的堅守和對模糊未來的向往是高爾基與艾蕪作品中的“流浪漢”具有的共性。這種共性，既可以表達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時也是作者向往自由與美好的表達。
“流浪漢”小說的創作首先是作者自身經曆的衍生品。作者“南行”漫遊各地漂泊不定，見證了庸常生活中不可能見到的人與事，因而小說中出現了不少離奇的際遇和性格奇異的人物。正因為如此，體現在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顯得比其他作品更為奇詭，境界也更為綺麗。早期的流浪者小說都是以對客觀現實進行諷刺嘲笑作為主體內容，如英國斯登的《傷感旅行》。由於作者所表達的感情不能成為對外界現實的觀照，同時又隨外界客觀現實的變化而變化甚至轉移，加上文中人物自身情操存在缺陷性，因而作品中文本內容所力圖表現出的傷感情緒很難打動讀者。後來經過馬克·吐溫等人的改造，“流浪漢”小說所表現出的情感以及情感所帶來的社會意義較之前者就顯得更加深刻，同時，人物塑造和情感的表達都更為成熟。
在艾蕪與高爾基的所描寫的“流浪漢”中有一部分人物，他們落入社會底層，學習底層的生活方式，遵循底層的生活法則，使自己能夠駕馭社會底層的生活，並成為底層中的傑出者，如艾蕪《山中送客記》中的大老楊、《海島上》中的小夥子、高爾基《流水》中的奧西普等。這些人物均充分體現了底層人物心靈深處的美好和質樸與他們在底層社會曆練出來的才能與膽識，這些人物成為高爾基與艾蕪兩人的流浪者小說中人物性格的精華。然而他們卻不是高爾基與艾蕪小說中正麵刻畫的英雄人物，而真正的英雄，是《南行記》中的“我”與《羅斯記遊》的“我”，他們高於舊流浪漢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時也高於他們自己所描寫的那些安於底層生活者。這兩個“我”的共同素質是他們從不甘於成為一個底層人物中的“出類拔萃者”，依舊懷揣著更高遠的目標，他們對人生哲理、人生價值均有著生命不止永不停息的追求。高爾基在一個狡黠貪婪的工頭身上發現了他內在人性裏所具備的勇敢堅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統帥氣度（《流水》），在一個放蕩的女人身上看到女性本有的寬容與智慧（《女人》）。無獨有偶，艾蕪筆下的小偷既有愛憎分明的精神，同時也對弱者表現出慷慨與關心（《海島上》）；野貓子有血腥和殘暴的一麵，同時也有仗義和知恩圖報的一麵（《山峽中》）。從這些人物身上，兩位作家無不歌頌人性本真上存在的質樸純粹的美德。對遊離於社會邊緣的下層人物美德的描繪，成為兩人最突出的共同點。同時，也是中外現代小說世界中人物群像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