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我們又特別強調這樣一點：文藝性史書必須運用形象化的手段表現曆史，力求具體、生動、典型化，等等，不然就談不上文藝性了。自然，這會碰到許多頭痛的事。但是，我們找出這麼把鑰匙：研究了一下人和史的關係。人是生活的主宰。人在創造曆史。迄今的曆史，難道不是人遵循和掌握了曆史發展法則而創造的嗎？人，又是階級的人，曆史也是階級的人長期地反複地進行階級鬥爭的曆史。既然如此，那麼，以人物活動為中心，通過人物精神和道德麵貌的變遷，不是一樣可以表現曆史的變遷嗎！通過人的具體描寫，不是一樣可以表現階級鬥爭的曆程嗎！這是文學的一個特征，也是文藝性史書所要求的。於是，我們豁然開朗，向寫史的同誌們大喝一聲：叫人物站到前排來！
人物一站到前排來，許多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文藝性和科學性（或曆史性）的衝突也比較容易解決，也比較好結合了。因為，那些複雜的曆史環境，可以放到總背景上去了；那些繁瑣的曆史事件過程，也可以擺脫掉了；至於那些可寫可不寫的，不寫了；難寫而又非寫不可的，或不寫而不足以稱為史書的一些重大史實、事件，都由具體人物的活動代替了。這樣一來，似乎輕鬆了，不，也不輕鬆。隨即而來的是對人物——各階層人物的熟悉、研究、選擇，並不輕而易舉。尤其是描述重要的各個階段的曆史，和重大的曆史事件、鬥爭和革命運動，在典型情節的組織，有代表性人物的選擇，以及場景、細節安排等等，都要寫得生動、具體、形象，恰到好處，又得符合曆史的科學性，就要下狠工夫才成。
《烽火春秋》反映重大事件的十數篇稿子，同誌們不吝精力，一般都重寫或修改過八九遍，有的甚至十幾遍。想想看，既要科學地準確地反映出曆史的真實麵貌，又要形象地寫出人物來，不多返修幾次，不淌幾身水行嗎？
七
真人真事和藝術加工是寫史中碰到的一個普遍問題，也是討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首先有兩種偏向是應該注意的：一種是，把藝術加工提到不該有的程度，誇大得失了體統；於是對真人真事隨意篡改，抽骨挑心，雲裏來，霧裏去，虛構虛擬，自鳴得意；結果，外人一看覺得怪誕，真人一看啼笑皆非。名曰藝術加工，實則是對真人真事缺乏或不願進行艱苦的深入調查研究，為了掩飾內心的空虛而已。這種寫史方法，實在不敢恭維。再一種是，把真人真事絕對化、神秘化，既無剪裁，也無加工，連一根毫毛都不敢動，怕得不得了；甚至連真人看了，也覺得某某真事有可刪之處，他也搖頭：“了得！”名曰寫了真實，實則頂不真實。這種寫史方法，也不敢提倡。
這裏必得要端正一下態度。真人真事是史類作品的一個頂主要的特色，任所欲為地虛構虛擬，將會破壞曆史的真實價值。真人和史實，有要求被尊重的權利。正確的寫史方法是既尊重真人和史實，而又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但這是在真人真事基礎上的加工，而不是別樣的加工。寫史不隻允許加工，而且應該提倡加工。大膽地采用形象化手段也是真人真事本身所要求的。文藝在史書裏大有英雄用武之地。這裏例如典型選擇、情節安排、細節描寫、語言提煉、環境變換、氣氛烘托、場景布局和人物穿插，等等，都有許多進行藝術加工的餘地。這隻有使真人真事更真、更形象、更生動，色彩更鮮、更豔、更美。
然而，任何樣的藝術加工，都是為更好地豐富作品的思想，為更好地表達作品的主題服務的。沒有離開思想和內容的純藝術的加工，除非賣弄技巧。
八
寫史的語言，也應提倡民族化、群眾化。特別要注意通俗化，便於群眾朗讀。洋腔洋調，群眾不愛聽；知識腔或學生腔，也惹群眾嫌棄。至於方言土語，有地區的局限性，不宜太多，太重。不過，我們在寫史中，發現許多方言土語極妙，表達感情真切，為一般語彙所不能代替。由此，我想，在史類作品裏，方言土語不妨稍多些，一來史本身就兼有地區性，二來對豐富語言藝術也有借鑒作用，不知適當否？
寫史的題材、體裁、風格和樣式，也應提倡多樣化。各種嚐試，各種探索，把路子放寬些。《烽火春秋》從內容到形式，從文藝性和科學性相結合等方麵，隻是進行了一種嚐試。這種嚐試有收獲，也有不少缺點，不一一贅述。
我還想說，寫史是個非常好的工作，是個有政治意義的活動，是磨煉思想感情的好機會，是發現人才培養青年作者的學校。
讓我們積極投入到寫史活動中去吧。
預祝同誌們寫史豐收！
一九六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