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高等教育機構和教授身份的話語權
王誌在訪談裏尊稱易中天為“老師”，同時，節目中8次出現大學校園畫麵，在有聲語言(即訪談內容和解說)中所使用的名詞，有6次出現針對易中天使用的“教授”、“副教授”，7次出現“學者”，1次高級知識分子，1次知識分子。同時，出現8次“廈門大學”(易中天現任教學校)、5次出現“武漢大學”(易中天前任教學校和碩士學曆獲取地)。這個訪談中反複強調了易中天的知識分子和高等教育機構教授的身份，這種身份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力的象征。而且，為了強調易中天在學校的受歡迎程度，訪談中多次出現易在上電視前就已經是在大學校園內廣受歡迎，側麵證明電視媒體選擇的正確性。
例如：
易：我隨便舉幾個例子吧。我上課的時候從來是最大的教室，而且人滿為患，要提前搶座位。
王：《百家講壇》之前呢，還是《百家講壇》之後？
易：(很自豪地說)曆來如此。
(畫麵)易中天在學校開講座，教室爆滿，掌聲熱烈。
據媒體報道，易中天走紅之後，報考廈門大學的學生人數增加，在百度易中天吧裏，有高中學生這樣留言：“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25日和26日是報考的日子，我義無反顧地在第一誌願上填報了廈門大學。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易老師對我的影響竟如此之大。” 顯然，這是易中天話語權力的影響表現，同時也是他的明星效益對教育機構的反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學對於教授的電視兼職采取默許的態度。
(4)“大眾”所賦予的話語權
易中天通過《百家講壇》獲取了大眾偶像身份，表現為：在訪談間歇穿插的畫麵裏，易兩次戴著黑色墨鏡——明星身份的符號暗示。其新書簽售現場人潮湧動，數次出現的觀眾鼓掌畫麵，電視畫麵中出現網絡中易中天吧的網頁有這樣的字樣：“加油啊，易老師，所有的乙醚們是你最最有力的後盾！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些都體現了易所擁有大眾影響力。訪談的對話中也表現得比較突出。
例一，易：如果說觀眾都不喜歡我這個，或者說隻有寥寥可數的少數人喜歡，那我肯定下課嘛。因為很簡單，觀眾他可以用遙控器來投票。
例二，易：由雇主說了算。雇主是誰呢？觀眾(微笑)。
例三，易：那麼不喜歡我這種講述方式的，他隻有一個辦法，就是發動群眾把我轟下去。他發再多的文章都沒有用，他寫再多的帖子都沒有用，他在網上再嚷嚷都沒有用。
這三處從反麵證明自己受大眾喜愛。試想如果不受觀眾歡迎，易中天是不會這樣說的。尤其是例三，這個虛指的“他”，即易的反對者。易中天暗指：盡管去發動群眾把我趕下去，隻要你有這樣的話語權力。
節目中反複暗示易中天與大眾沒有距離。例如，(畫麵)易中天在開始演講前，現場觀眾熱烈歡迎，易中天笑著向觀眾致意，觀眾問：“易老師您拿一大口袋幹嗎呀？”易中天笑著說：“買菜。”而且易中天在訪談中的多次自嘲、自貶，以及自稱“草根”，都為了說明自己與大眾是站在一個戰線的，可以理解為變相地獲取了在“對戰”精英文化和學者批評時所必需的大眾話語權。
易中天也毫不隱諱自己是為電視觀眾服務的。
例如：
易：而我追求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目標，老少皆宜，雅俗共賞，學術品位，大眾口味。
易：就是寫給非專業人士看的嘛。就是寫給非專業人士看的，實際上那個時候我就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學術能不能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市場。
(5)電視知識分子和電視媒體對學術場、教育場的合謀
上一章中，筆者論述了電視場通過電視知識分子這個代理人對學術場的影響。依據“伊達諾瓦法則”，易中天是典型的將自己的作品投放入大生產場域的文化生產者，其與電視媒體的聯盟從其改變學術風格之後，就已經產生了客觀基礎。
首先，易中天用啟功先生的一首詩來描述成名前他的情境。
例如：
易：我碰巧當時讀到了啟功先生的一首詩，是啟功先生自嘲的一首詩，他說，中學生，副教授，名雖揚，實不夠。博不精，專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覺得啟功先生真是太了不得了。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成名前的易中天在知識分子場域中處於中下層，具備了要求改變場域內現存規則的“顛覆者”的潛質。通過筆者在第三章中的論述，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傾向於與場域外勢力聯盟以達到改變場域內規則的目的。
其次，訪談中，電視媒體和易中天聯合暗示教育場內規則的不合理。
例一，易：大學是一個講究專著和職稱的地方，在武漢大學，易中天工作接近十年，也隻是一個講師。到離開武漢大學前，才評上了副教授。
例二，易：想過了。想得很清楚。了不起，副教授退休嘛。
王：當個副教授已經很好了。
易：是啊，該知足了呀。何不瀟灑走一回，走唄。
例三，王：為什麼要離開武漢呢，為什麼要來廈門？
易：為了養老。
易中天評上副教授，是在提出離開武漢大學時，才“調提”的。例三的話語中，透露出易中天的一些私憤。而且，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提出這樣的問題，體現了一種話語權力。此後，2007年10月10日，易中天被武漢大學聘為兼職教授。武漢大學校長劉經南為易中天頒發兼職教授聘書，祝賀他“再一次成為武大的教授”。易中天在受聘儀式上，頗有意味地將自己和母校的關係比為兒子和母親的關係，說“兒子報效父母有各種各樣的方式，守在跟前反而長不大，好男兒應四海為家”。
第三，電視媒體與易中天對學術場規則的影響。
例一，崇拜者對他趨之若鶩，一支持者說“學術應該要從象牙塔走下來”。
例二，易：我們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一個人都活得像個人，感到幸福。問題在哪裏，在人性。
例三，易：那麼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學術問題，而且帶有根本性，因此我在整理完我的《品三國》的書稿以後，非常緊張的條件下，我用了一萬四千字的篇幅來回答他這個問題。而且我在這個回答當中，再三對他表示感謝和敬重。
例四，易：就是劉表不能見上帝，劉表隻能見閻王，他們是不是這個意思。
王：這個得問他們自己。
在例三中，易中天用這個事實證明自己還是具有很嚴肅的學術態度的。例二中，易中天使用了在電視中發言的權力，把對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定義為讓人活得像個人，那麼其對於曆史的人性化解讀就成為直達終極目標的最正確的研究路徑了。例四中，王誌與易中天明顯地站在了一起，把批評者稱為“他們”。例一中，那位支持者情緒稍顯激動地說：“學術應該要從象牙塔走下來。”可謂是電視場利用話語權對學術場產生影響的一個典型案例，類似的話語也被另一個電視知識分子紀連海說過。按照第三章筆者借用布爾迪厄的“特洛伊木馬”同謀來解釋，易中天在這裏擔當了電視場域向學術場域置放的“特洛伊木馬”，引入“大眾是否喜愛”、“市場是否歡迎”等“他律”標準來顛覆學術場內“同行認可”的標準，從而以打破學術場內“遊戲規則”的方式，達到電視場對學術場的控製。
(6)訪談中也反映了知識分子困境和電視知識分子的尷尬。
正如筆者在第一章中解釋的電視知識分子產生的原因，知識分子在“腦體倒掛”的年代，在遭遇“英年早逝”的危機時，深刻思考了自己的生存問題。例如易中天在談到自己一位師兄去世時說：“上聯是，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歎人間從此惜年少。因為他是英年早逝嘛。下聯是，生計九流，家徒四壁，問天意何時縱斯文。當時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說難道中國的學者、學人、知識分子，就該過這種日子嗎？”
而當易中天以電視知識分子身份獲取了豐厚的經濟資本時，社會上議論紛紛，連王誌在訪談前幾分鍾也是一直盯著不放，雖然被易中天的詭辯術給化解了，但仍看出電視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用易中天話說：“我就奇怪了，這個媒體啊，包括平麵媒體，也包括你們電視台，還包括閣下，怎麼都關注這兩個字。這難道就是當今老百姓最關心的事嗎？不會吧？”如果說經濟上不獨立，知識分子就難以獲得獨立的話語權，但是經濟上過於受製於媒體和經濟權力則又可能喪失話語的自由，這是一個兩難抉擇。
這場訪談，可謂是一場話語權的授予儀式，通過在電視媒體上闡釋，易中天為自己的演講方式和內容做出了“合法化”解釋，進一步引領了受眾的話語權以及對學術的理解，也部分剝奪了批評者的話語權。同時，這也是一次話語權力“協商”活動，王誌希望通過揭醜來剝奪易中天的部分話語權，易中天則反諷媒體眼中隻有名和利，起初王誌是以批評者的代言人身份出現，但是通過“協商”，主持人王誌和易中天在話語交鋒中完成了“共謀”，融洽地分配了這次電視話語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