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電視場域外部的社會環境對於其的形塑，要求知識分子參與提升媒體品質。正如前麵所述，中國電視傳媒的特殊屬性使其在社會中需要平衡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麵臨利益的誘惑，重前者而輕後者的現象時有發生。90年代中期以來，麵對電視娛樂化浪潮，促使人們嚴肅思考電視媒體所應盡的社會義務，尤其是發生在2007年的“紙餡包子”事件 2007年7月8日，北京電視台《透明度》欄目以“紙做的包子”為題，播出了記者暗訪朝陽區一無照加工“紙箱餡包子”的節目。節目播出後，北京市政府領導高度重視，王岐山市長批示：“如屬實要嚴辦，如屬虛假，要公開澄清事實。”7月11日至14日，北京市工商局等單位迅速部署，在朝陽區範圍內組織開展了拉網式專項檢查行動，並沒有發現包子餡中含有紙纖維及其他違禁成分，後經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室組織安排對海澱、豐台等城鄉結合部地區抽樣檢測，也未發現違禁成分。經過專家評估和模擬試驗，結果認為，在包子肉餡中使用大比例紙箱的可能性不大。7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成立專案組對此進行立案偵查。發現，此節目內容是北京電視台2007年新聘用人員訾北佳一手策劃、編造的虛假新聞報道，編造者供認，由於選題已上報，壓力很大，加之剛到北京電視台，既想出名，又想掙錢，故與人合謀製造了該新聞。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室有關人士指出，“紙餡包子”事件導致公眾對首都食品安全工作的不信任，不僅損害了新聞輿論監督的聲譽，而且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直接拷問了電視新聞媒體的公信力。有學者指出：“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廣播電視劃分為公益性事業與經營性產業，媒體的市場化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但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廣播電視業中存在的問題也頻頻暴露。例如，在高收視率、收聽率的指揮棒下，一些低俗、媚俗的節目屢屢閃現於熒屏和波段中，泄密、血腥、暴力、色情、獵奇、教唆……無奇不有。其間，媒體的價值取向被扭曲，從業人員的職業精神缺失，致使廣播電視的公信力、權威性降低，嚴重影響了廣播電視事業的聲譽。”從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電視低俗化的批評可以看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對於電視媒體提出了更高的社會要求，實現社會效益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提升電視節目的文化品位和社會責任感，作為文化素養和社會道義雙重載體的知識分子(當然這裏指理想狀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介入有利於實現權力場和政治場對電視場域的形塑要求。另一方麵，隨著中國社會民主政治的推進、市民社會的逐步形成、公共領域的拓展以及轉型期社會矛盾的激發，出現了對於公共問題討論的範圍和自由度擴大，電視媒體作為重要的公共空間，其節目內容涉及社會領域的層麵也在劇增，也就是說，電視媒體場域在將自己的邊際向社會各個場域蔓延。當然，這是一種相互的形塑，知識分子也有部分逐漸被形塑為公共知識分子，兩者間達到了你提供空間，我來發言的默契程度。這與美國媒體與知識分子發展的狀況比較類似，“電子媒體鋪天蓋地地席卷而來，以及尤其是電台和電視對話節目泛濫成災，伴隨著對專家就公共問題評論的無盡需求，已經帶給了部分知識分子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這促使他們幾乎成為了社會名流”。當然，這種合作也並非完全處於社會公益和知識分子良知的角度，波斯納在考察了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況後就指出：“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之間存在一種共生的關聯。媒體需要填充大量的紙質版麵和電子空間。而公共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緣故，為了對他們的著作和公開演講做些廣告宣傳，則希望拋頭露麵，因此，他們樂意參加電視台或電台的對話節目，以及撰寫言論作品，即便這些節目和文章空洞無物。”同時，國內學者也指出，在社會要求電視媒體應具備人文關懷等素質時，電視知識分子成為合適的合謀者，“所謂人文關懷的奧秘還要屬真正意義上的精英——學術精英們最精通，於是，觀眾得到了‘人文關懷’，電視機構用低廉的價錢雇傭學術精英們也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可謂皆大歡喜，學術精英們更是收獲頗多，既為大眾啟了蒙，又改造了庸俗化的媒體，個人也精神物質雙豐收。權力機構最喜聞樂見的也莫過於這種‘萬民同樂’的場麵了。市場之手用不同的利益發放方式，彌合了這些動機各異的文化力量之間的差異和鴻溝”。
最後，電視媒體場域在對其他媒體場域行使影響時也需要知識分子的合謀。當下中國媒體場域中，電視場處於核心位置，報紙、雜誌圍著電視轉的現象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為了保持這一優勢地位，電視場域也需要知識分子來助力。例如，《百家講壇》節目依靠塑造成功的電視知識分子，帶動他們的書籍成為暢銷書，直接影響到對於出版場域的滲透，出版社如果要出版易中天等人的書，必須經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組授權，而且，其中2%的版稅收入歸該節目製作方。一些電視知識分子在電視中成名後，也成為廣播、報紙、雜誌等新聞媒體爭奪的焦點，作為電視的代言人和代理者，為電視場起到了形塑其他媒體場域的作用。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中國電視媒體場域在自身的演變中，從發自內部機構間“鬥爭”的需要，到與知識分子場域間建立的千絲萬縷的聯係，再到社會其他場域對於電視場域的形塑要求，都向知識分子發出了“召喚”的信號，而知識分子場域中裂變出的媒體專家學者、帶有公共性的知識分子群體也主動地向電視場域靠攏，從而衍生出電視知識分子角色和位置。
三、電視知識分子為電視場“添魅”
在電視知識分子介入電視活動，電視場域為他們進行“社會地位授予”的同時，也能夠為電視媒體帶來豐富的符號資本，如果我們從傳播學和心理學角度來分析，會發現這種“互惠”活動被電視場域帶來的利益體現更為明顯，這裏，知識分子的光環為電視場域添加了獨特的“魅力”。
1.對傳媒傾向性的客觀化掩蓋
19世紀末期，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傳媒界在對“黃色新聞”的反思和創立新聞學教育的活動中，產生了對於此後傳媒業影響深遠的理念——客觀報道。雖然，新聞傳媒奉行“客觀報道”的專業理念，但是，無法否認新聞報道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傾向性”。“所謂新聞的傾向性是指新聞工作者或新聞媒介通過新聞傳播活動而暴露出的自身價值取向和思想傾向。”尤其是中國新聞學術界普遍認同傳媒具有傾向性的觀點。
雖然理論的認同體現了無產階級新聞學不回避“傾向性”問題的精神，但是，在實際新聞操作中，過於明顯的“傾向性”行為，並不利於事實信息的傳遞和觀點的闡發。特別是對於以宣傳為主要職責的中國新聞媒體，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由於過分強調帶有傾向性的宣傳屬性，一方麵滋生了媒體“高高在上”的強勢傳者意識，另一方麵也帶來了受眾對於媒體官方話語的質疑與不信任感。例如一些觀眾不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前20分鍾節目，而隻收看最後10分鍾的國際新聞板塊。這種現象是值得警惕的，不僅降低了國內媒體的威信，也從另一個側麵容易造就觀眾對國外媒體和信息源的盲目崇拜。
解決此問題的途徑之一就是引入除主流意識形態和媒體之外的第三方來對媒體所傳遞的信息進行旁證，知識分子由於掌握著以科學、理想為特征的知識話語權，在審視社會和進行解讀和批判時往往帶著一副價值中立的知識麵具，從而成為這種旁證人身份的最佳選擇。所以，我們在當下的電視節目中，經常可以看到，即使是最普通的說明，稍微有點科學常識或是對於經濟、法律、政治等有些了解的人都可以表達的觀點，作為普遍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記者也不會主動出來闡明，而非要到高校和科研機構尋找一位專家學者來出鏡解釋，哪怕隻是一兩句話或幾秒鍾的時間。筆者在與東方電視台的一位電視從業人員交流時，他談道，不知道為什麼，如今在做一則新聞節目之前，製片人和部門主任首先想到的是找哪個專家發一下言，好像沒有專家發言，這則新聞就缺了點什麼似的。如果從掩蓋新聞報道傾向性上來理解，似乎可以找到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