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眾文化與後現代思潮
“大眾”(mass)在英語中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即烏合之眾。在一些西方學者的批判理論中，“大眾”常被當作貶義的對象，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中應當區別對待。90年代轉型期的中國經曆了一係列經濟、社會和文化變動，其中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是非意識形態性的消費型文化——通常被稱為“大眾文化”——的迅猛擴張及其對精英文化的排擠、侵蝕，而這樣一個文化事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80年代知識分子親身參與推動的“現代化”進程的直接而不曾預期的結果之一。按照約翰·菲斯克的觀點，“大眾文化是由各種組合的居於從屬地位或被剝奪了權力的人群所創造的”。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更多地與大眾傳媒密切相關的文化，無疑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密切相關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不同，而它的貢獻也並不在於將傳統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取而代之，而在於順應市場化、技術化、全球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轉換，在傳統的美學追求、文化趣味之外，又體現著一種新的美學追求、文化趣味。中國社會大眾文化的興起適應了當時國民在基本溫飽滿足之後，在政治與日常私人空間分開後，竭力尋找屬於個人的文化消費空間的需要。正是由於這一新機遇，借助日趨展現出社會控製力的大眾傳播媒介，大眾文化開始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市場優勢。“大眾商業社會不可避免地貫徹某種以次驅好的格雷欣法則。不管怎麼講，好的東西總被視為最好之物的天敵；商業價值與大眾傳媒的發展，這兩者的結合，賦予這個天敵以壓倒一切的優勢。所以，通俗文化的巨大規模被認為必然會淹沒高雅文化那孤立而優雅的聲音。”
其中，90年代的中國出版界較早地開始了市場化運作和大眾品位的追逐。王一川先生也指出：“就文學而言，為出版商和公眾所熱衷的不再是80年代那種主要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精英文學，而是依靠大眾傳播媒介的市場與製作優勢而成批生產的、能滿足公眾好奇心、刺激欲或快感的種種通俗讀物……不如稱‘媒體讀物’。”
大眾傳媒與文化工業改變了此前社會各階層對文化權力與文化資本的掌控與占有格局，參與並改寫著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與自我想象，由此形成了當時錯綜複雜、林林總總的文化立場與文化身份，這也是海外稱中國內地形成了所謂“新諸子百家”的主要所指。90年代中期的“都市報”熱潮以及以央視《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節目的成功為代表的電視媒體的崛起，為大眾文化提供了更加優良的傳播平台。一些勇於嚐試的新型媒介知識分子，迅速向電視媒體領域轉向，搭上了大眾文化的電視快車。在市場經濟“價值決定論”的影響下，以享樂和休閑為主要趣味的大眾文化，在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進行消解時，也迅速地侵蝕了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間，改變了長期以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占據領導地位的文化格局，形成了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鼎立狀態。為了獲得文化領導權，精英文化及其代理人知識分子不得不與大眾文化結盟，這三種文化逐漸呈現出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發展趨勢。
電視媒體對大眾文化品位的追逐在全世界範圍都是存在的。布爾迪厄在分析法國電視大眾化趨勢時指出：“50年代的電視要的是文化品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利用自己的壟斷給眾人強加了有文化追求的產品(資料片、古典作品改編、文化討論會等等)，培育公眾的品位；可90年代的電視為了能盡可能地招徠最廣大的觀眾，竭力地迎合並利用公眾的趣味，給群眾提供一些粗俗的產品，典型的有脫口秀、生活片斷、赤裸裸的生活經曆曝光等等，往往很過分，用於滿足某種偷窺癖和暴露癖(人們為了一時露臉，都熱衷於與電視遊戲，哪怕隻是作為普通觀眾)。”在普通觀眾都熱情地渴望到電視熒屏前秀一下的時代，知識分子那顆世俗的心怎麼可能平靜呢？大眾趣味取代了知識分子的位置，這就為一批“後知識分子”崛起提供了機會，也包括了電視知識分子。
“後現代”一詞最早曾在19世紀70年代使用。後現代思潮的真正興起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到70年代其影響已經比較廣泛，80年代以來，後現代話語以法國為中心，開始在全世界流通。英國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後現代主義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簡明扼要地歸納了“後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特征：“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風格，它質疑客觀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這樣的經典概念，質疑普遍進步或人類解放，不信任何單一的理論框架、大敘事或終極性解釋。與這些啟蒙時代的規範相左，後現代性認為世界充滿偶然性，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是多樣化、不穩定的；在它看來，這個世界沒有一個預定的藍圖，而是由許許多多彼此不相連的文化係統和解釋係統組成……後現代主義是反映這個時代變化的文化風格。它無深度，無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遊戲性的，往往從別處借來觀念和意象加以折中調和；它是多元主義的藝術，它無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劃分，也模糊了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 雖然我國尚未具備從傳統社會直達“後現代”社會的條件，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已經滲透到了我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其反啟蒙、反傳統、反批判等價值觀念對傳統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和挑戰。其實，“中國後現代”是知識分子話語中最為徹底的實用主義思潮，它為市場化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喝彩，以實用精神消解了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與批判意識，潛在地鼓勵通俗文化與高雅文化的“共謀”，對錢權交易、貧富分化和社會弱勢群體的痛苦卻熟視無睹，完全認同主流觀念與日常現實，為先富階層的金錢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合法性進行價值辯護。在放棄批判立場和思考之後，部分知識分子熱衷於大眾文化的創作手法，直接追隨大眾品位，演變為指導人們享受生活的社會讚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