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電視媒介化轉型的外因解析
雖然內因是事物變革的關鍵，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外因作為重要的催生條件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知識分子在90年代的心路曆程，更多地是由外部條件的急劇變化帶來的，既有社會層麵的也有經濟和文化層麵的。當然，在更多的時候，內外的因素是結合、共振地發揮著作用的。
一、市場經濟與社會轉型
1.市場經濟對知識分子正負兩方麵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逐漸顯露端倪。市場經濟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兩方麵來認識。
一方麵，從負麵效應上看，市場經濟迫使知識分子心理失衡和失態。市場經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世俗化轉型，舊的道德資源以及一度起到整合社會作用的新意識形態都失去了規範能力。社會價值標準由政治、文化標準向經濟標準位移，物質崇拜開始萌生，而且，逐漸呈現的企業家、商人、明星等財富新貴迅速侵占了知識分子的中心位置，一時無法妥善調整的分配機製將知識分子拋向相對貧困的境地。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在其初始發展的階段，社會科學及其工作者不受重視以至被排斥的情況確實並不罕見。歐洲曆史上同樣出現過非生產勞動收入遠遠低於簡單勞動者的情況，例如亞當·斯密曾提到，英國在15世紀時學者與乞丐是非常接近的同義語；馬克思也談到過學者報酬菲薄是供求關係失調和競爭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真正的社會科學學者，在呼籲政府和社會對社會科學的重視的同時，更應該在學術上嚴格自律，多出精品；作為知識分子，社會科學工作者不應做“智慧的暴君”，但也不應做“智能型奴才”，成為掙錢、當官式做學問的工具。但是，知識分子，尤其是90年代的精英知識分子在市場化麵前的確出現了強烈的心理失衡。陶東風先生認為，“到了90年代，市場化導致民間文化資本的出現，但是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所謂的‘後知識分子’，如王朔之類的所謂‘痞子作家’、各種影視歌星、文化經紀人、書商等等，他們與市場的關係極為緊密，精通市場的遊戲規則，因而在爭奪民間文化資本的過程中如魚得水，成為文化市場的弄潮兒(我稱之為‘文化大款’)；而原來的精英知識分子則相對地顯得清貧寂寞，在文化資本的爭奪中缺乏競爭力。在後者看來，90年代的文化新貴根本沒有參加80年代為改革開放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然而改革的果實卻偏偏落到他們的手中”。
另一方麵，從正麵效應上看，市場經濟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商品經濟意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有利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成熟。有學者認為，“90年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成熟的時代，這種成熟既表現為由情感上的百感交集而走向寧靜，也表現為由思想上的義無反顧而走向疑惑” 。知識分子開始普遍覺察到了曆史真相，越來越生動、越來越健康的經濟生活闖入他們的視野，給他們的思想帶來了解放性的啟發，對於經濟生活的認識在市場經濟中趨於成熟。商品經濟使知識分子在研究和表達機會上獲得了較大的自由空間，並且他們的勞動也獲得越來越優厚的報酬。在文化層麵上，市場經濟帶來的文化資本流向促使精英文化衝出知識分子領域，進一步走向平民，更能體現個性、平等和自由，從而促進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
2.社會轉型加速了知識分子的分化
知識分子分化問題其實從知識分子產生時就開始出現了，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知識分子首先從非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獲得了自己特殊的形態。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和利益關係的不斷變更，知識分子便不斷地分化成各種形態，其價值實現方式也與其他社會群體發生交叉、交換、融合或分離，這是知識分子發展的一般規律。然而，在社會轉型期，這種裂變則表現得更為強烈。“社會轉型”一詞源於西方發展社會學理論，是英語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文解釋，主要指社會發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一般說來，它既可以指社會結構、政治製度、生產方式的變革，又可以指社會習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這裏的“社會轉型”不僅僅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麵的轉型，還指與其相伴隨的全球化轉型。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進入了一個十分重要而深入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傳統的農業文明與現代的工業文明形成了嚴重的對峙，而由西方開始並影響著整個世界的全球化轉型使得中國的社會轉型更加複雜，文化衝突也更加劇烈。中國社會原先的社會主義模式正在得到調整與修正。調整與修正的內容是多方麵的，擇其要者如：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綱領，代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以經濟增長與物質改善的目標代替原先的“精神至上”與“窮過渡”；明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放棄原先的頭腦發熱與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理想，而代之以切實的經濟發展目標等等。這些調整與修正必將並已經涉及知識分子社會地位與階層屬性的重新定位、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的關係的調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知識分子與國家、與政府、與執政黨的關係的變化。最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同時也涉及知識分子結構內部的權力關係的變化。
隨著社會轉型的實現，知識分子需要在新的社會框架內，重新尋找自身的定位，獲得新的價值確認。在新的社會分工中，知識分子正是以其作為知識載體的特殊優勢，獲得了多種選擇的機會，從而使知識分子隊伍麵臨重新選擇社會角色的問題。選擇的結果，我們將之歸結為兩部分，一部分投身市場，與市場相結合，直接參與經濟建設；另一部分未能直接進入市場，他們與市場保持相對的距離(間接聯係而非隔絕)，以學院化的生存方式，為社會做出貢獻。市場經濟在給了知識分子重新選擇人生道路機會的同時，也帶動部分人與市場、與大眾傳媒合作。也有學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後，原來相對一致地服務於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逐步分化為經濟科技型知識分子、智囊型知識分子、清流型知識分子、媚俗型知識分子和平民型知識分子等。經濟科技型知識分子主要與企業結合，由此直接獲得經濟利益，間接謀求社會地位。目前，其經濟利益已經逐步等同於社會地位。智囊型知識分子與政府結合，由此直接獲得社會地位，間接謀求經濟利益。清流型知識分子則遠離社會，其中的一些人往往站在傳統或後現代的立場上否定現代性。媚俗型知識分子則相反，在社會中隨波逐流而獲利。平民型知識分子站在平民的立場上，既貼近社會又有責任心，但可能會缺乏深度。在這幾類知識分子中，媚俗型和平民型知識分子，一個為了自身利益，一個為了社會利益，都傾向於與媒體合作，占領公共空間，獲取更多的文化資本和權力。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在這次知識分子的裂變中，出現了一批被學者們稱作“後知識分子”的文化弄潮兒，他們與媒體廣泛聯盟，扮演著從影視製作到暢銷書策劃、從專欄作家到文化經紀人等角色，他們在社會轉型期隨著大眾傳媒產業的興起而興起。而且，發展中社會麵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如貧富兩級化、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與種種矛盾，使傳統的知識分子具備了以“道德理念”的話語權力來進行詮釋的機會和可能，使他們追求完美的“烏托邦情結”仍然有用武之地，許多文化精英致力於使邊緣人的聲音進入主流傳媒，體現著所謂的人文關懷，也促成了多元化的電視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