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數千萬民工的權益保護是各級政府不可能推卸的職責。勞動力配置可以是市場化的，而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則無法依靠市場的力量，而隻能借助政府幹預的力量。首先要製定、完善相應的法規條例，這是從全社會範圍內解決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的基礎工作。其次要建立、健全相應的執法、仲裁機構。一方麵是現有的執法部門要增加或強化這方麵的職能，另一方麵是建立統一的覆蓋城鄉的勞動仲栽機構。第三要逐步改變同一企業、同一城市、同一鄉村兩種保護製度的不合理狀況。
（二）市民對農民工的歧視問題
上麵談的主要是民工的物質權益受損及應如何保護問題。這裏還有必要專門談一下市民對農民工的歧視問題，也就是民工的精神權益、人格平等權被侵犯的問題。據2002年3月6日的《中國青年報》和同日的《北京晚報》報道，青島一位名叫陳某的先生近日一本正經地給青島有關部門提議說：“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夥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幹淨。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汙。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這位先生竟然想把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所實行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製度套用到中國來！
李強等人曾在北京地區完成了對70個農民工的“個案”調查，他通過對這些個案的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民工都提到了“受歧視”的問題，而且多數民工都認為，這一點是他們最不滿和最難以忍受的，物質上、生活上的艱苦倒在其次。這裏我們不妨具體看一些李先生整理出來的幾個很有代表性的“個案”：
個案9（河北省寧晉縣人，女，22歲，初中文化，食堂招待員）——“北京雖是個好地方，但卻不是我們能長呆的地方。北京人總好像高人一等似的，對外地人，特別是對我們農村人瞧不起，態度十分外露。我忍受不了這種鄙視的態度。當然，現在是能忍就忍，等攢足了一定的錢，我就回家去，再也不出來打工了。”
個案16（河南開封地區人，男，30歲，小學文化，飯館服務員）——當問到他對什麼事感到不滿意時，他說：“不滿意的事多了，不過最不滿意的是現在社會上對我們民工瞧不起，可以說上至領導下至街頭掃地的都看不起我們，這最令人惱火。”
個案21（四川人，女，19歲，小學文化，保姆）——“這家有三室一廳，我睡在陽台上。白天，他們把三間房子都鎖上，我隻有客廳、廚房、衛生間和陽台可以去。就是到了晚上，沒有他們的招呼，我也不能進房間裏去，這樣就很少有機會看電視了。收拾房間也要他們在的時候才行。……我也不計較每天早上5點起床、夜裏12點以後才能休息。就是他們看不起人，時時防著我，使我心裏不好受。有一次，錢不見了，就懷疑是我拿的，所以他們家呆不下去了，就隻好走了。”
個案34（河南柘城縣人，男，20歲，初中文化，建築工人）——“總的說來，我感覺北京挺好，街道綠化、交通都不錯。不過我總覺得北京人很瞧不起外地人，特別是我們這些民工。其實，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嗎？我們憑自己的勞動吃飯，自已養活自己，他們沒有理由瞧不起我們。”
個案49（河南信陽人，女，21歲，高中畢業，保姆）——“我認為北京人有些欺負生人，尤其是我們這些從鄉下來的人。我當保姆的這戶人家的兒子和兒媳就老是認為鄉下人無知，言語裏透出不屑和鄙視的樣子，這最讓我反感。”
從這些個案資料不難看出，市民對民工人格平等權的侵犯，給他們精神上帶來了多麼巨大的痛苦！正如民工自己所說，城裏人沒有絲毫理由可以歧視他們。人們經常說鄉下人有“小農意識”，其實，從城裏人對民工無端的歧視可以看出，“小市民意識”比“小農意識”更可怕，其危害也更烈！如果說，民工的物質權益保護不易，那麼，他們的精神權益保護、人格平等權的保護則更難，因為這種保護不能訴諸什麼法律、製度，而隻能寄希望於城裏人的“良心發現”，寄希望於他們道德修養的提高及其“小市民意識”的消除。這是一個更加漫長的曆史進程。
為了生活得好一些，民工們背井離鄉，來到了城市。城市與鄉村的巨大反差，使他們感到陌生和迷惑，當然也刺激了他們的欲望，悄悄地瓦解了他們原來的內心世界。城市離不開他們，可又在根本上拒絕他們：他們永遠與城市隔離著，永遠是異鄉客，永遠是局外人。在城市人的眼中，他們肮髒、粗野、沒有教養，是一股盲動的力量，擾亂了城市的秩序，威脅著城市人的生活，城市人常常用高傲冷漠的目光俯視他們，或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他們也是人，也有人的尊嚴，不可能不感受到城裏人對他們的不友好的態度。大概要等他們回到家鄉，作為見過世麵的人向鄉親們炫耀城市的新奇和闖蕩的傳奇的時候，才會獲得一種不知是真是假的肯定。可在城市，麵對城市人有意無意給他們設置的有形無形這樣那樣的壓抑，他們深受刺激的內心將做何反應？無奈？麻木？憤憤不平？惡作劇？報複？或者走向犯罪？這足以引起城市人的警惕也足以引起真個社會的關注，關注民工們躁動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