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它為民工流入地區和城市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司介紹，全國500家最大的鄉鎮企業，大都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其職工60%是外來農民工。去廣東打工的的農民，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其中70%是進入鄉鎮企業。有124萬人口的東莞市擁有110萬外來勞動力。2001年1月17日《廣州日報》報道，據廣東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辦公室統計，全省共有1800多萬外省民工；加上普查中的“漏網”人員，估計廣東外來工應有兩千多萬人，占廣東居民的四分之一。“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曾講，”沒有民工就沒有廣東的繁榮。“廣東省農委一位負責同誌也說過，”外來妹、打工仔對促進廣東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應該被載入史冊。“2002年2月27日《河南工人日報》刊載的一篇文章說：據估算，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廣東省，……進城務工人員對該省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5%。曾幾何時，一些城裏人對民工又叫又跳，罵他們為”土老帽兒“認為是這些”土老帽兒“打擾了他們原本很安靜、很安全的生活。但突然有一天，他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再也離不開那些”土老帽兒。因為，如果他們住的是新房，那麼，它很可能是民工蓋的；如果他們走的是新路，那麼，它很可能是民工修的；如果他們過的是新橋，那麼，它很可能是民工建的；樓房、道路和橋梁每天都要保持清潔，而90%以上的清潔工都是外來民工。還有城裏的托運業、修車業、裝修業、廢品收購業以及其他苦、累、髒、險行業，如果沒有民工，所有這些純體力勞動性質的服務業也許會陷於癱瘓。不用說，為城裏人當保姆的，開電梯的，絕大部分也是民工。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民工潮，城裏人就不可能拿著相對較高的收入，不可能享受相對廉價的服務；城市市政建設的速度、經濟發展的速度、社會進步的速度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快。
5.它有利於民工流出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有利於農業的規模經營。許多外出民工為家鄉帶回大量的經濟信息，有的還引進了資金、技術、項目和人才，鼎力支持家鄉發展經濟。長期以來，農民以農為主，視土地為命根子，實行規模經營非常困難。而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恰恰為實行土地規模經營提供了契機：部分長期在外已找到固定工作的農民願意甚至要求退田；一些勞動力大量外流的鄉村出現了拋荒地；個別地區的土地使用權轉讓不出去，轉讓費變為負值（貼錢轉讓）。這裏雖有因當前“剪刀差”擴大而導致農民放鬆農業經營的實際問題，但從宏觀和長遠來看，這為土地轉讓、集中和實行規模經營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隻要措施得力，引導得當，是可以加快土地規模經營的曆史進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全國8000多萬民工自己在培養自己，這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投資。他們隻要回去1/3或1/4，家鄉就要起變化。”
（二）民工潮的消極影響
一般認為民工潮的消極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麵：
1.它滋生了新的人口問題。由於現行戶籍製度不允許農民進城（這裏指大中城市）落戶務工經商，對流動人口又缺乏新的有效的管理辦法和手段，因而使城市不僅沒有成為限製人口增長的現代生活天地，反而成為“超生遊擊隊”的隱避所，流動民工超生現象十分嚴重。在城裏民工聚居區域，常可看到一些民工夫婦帶有自己的兩三個甚至四五個孩子。據蘇北民工流出地區的抽樣調查，外出人口計劃外出生數占當年計劃外出生總數的70%。正因為如此，中央領導同誌多次強調，要“使流動人口的超計劃生育得到有效控製”。
2.它對農業生產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最突出的一點是，在相當一部分地方，大批年輕力壯的、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男性勞動力外出，在家務農的實際上隻剩下“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人盡管現在還沒有全國各地婦女在農業勞動中的確切人數和比例的統計數字，但國內外不少學者在不少地區的鄉村調查中都發現我國農業就業的女性化趨勢愈來愈明顯。有人在福建、江蘇、山東、陝西等四個省的鄉村做抽樣調查，發現婦女勞動力在農業勞動中占到69%～88%的比例，而男子僅占11%～64%。另有人通過對陝西長安、徑陽兩縣102戶的調查，發現在這些農戶中從事農業勞動的女性的人數也明顯多於男性。出於生理條件的決定，女性代替男性成為主要的農業勞動力，必然會給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一定的阻礙。農村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力總是首先跨入流動隊伍中，因為他們比較容易在就業競爭中謀到一份工作機會。據安徽省農調隊對31個縣327個村民組的調查，外出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8.4%，比全省農村初中以上勞動力所占比例高30個百分點。這就使得文化素質本來就普遍偏低的農業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更為低下。在農業生產仍主要靠人力的今天，高素質勞動力的嚴重流失，勢必有礙於科學知識的普及、良種的推廣、土壤的改造、新技術的采用，也不利於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向農業的深度、廣度開發，最終甚至有可能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滑坡。有些村子由於有文化的農民都外出打工，剩下來的都是文盲，連找一個能看懂農藥、化肥、種子說明書的人都很困難，用藥施肥出現嚴重差錯的事件時有發生。比如，有報紙報道，湖北省英山縣雷店鎮老貫村一農民，因不識字，誤把除草農藥當成殺蟲農藥使用，致使三畝水稻顆粒無收。2002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在21世紀，我國仍要大力加強和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如何避免或減少民工潮對我國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解決的重大問題。
3.它滋生了一些違法犯罪活動。1997年3月7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說：“看關於‘嚴打’的電視新聞，屏幕上的犯罪好多來自無序流入城市的無證、無業、無固定住處的‘三無’‘盲流’。”在許多地方，流動民工的犯罪問題都比較突出。8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凶殺、賣淫、嫖娼、賭博等各種犯罪活動，多數是流動民工所為。北京市豐台區的“浙江村”，1991年頭10個月發案111起，外地人員所為的達69起，是總發案數的62.1%。1988-1991年三年內，湖南省在流動人口中發現違法犯罪線索29.783條，破獲刑事案件14802起。1989-1993年五年內，該省共打擊、處理流動人口中的違法犯罪人員67998人。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城鎮中，各種刑事犯罪多數也是民工所為，有的地方其比重甚至高達90%左右。據2001年1月17日《廣州日報》報道，廣東省公安廳負責人介紹，2000年，廣東全省收容勞教的51000多人中，大多數是外來民工。我們認為，民工犯最大致可以分為五種情況；①有些民工出門後未能找到工作，身無分文，無法生存，又無處求助，於是“饑寒起盜心”，被迫幹起盜竊、搶劫等勾當。②非公有製企業的老板克扣或長期拖欠民工工資，從而導致民工“義憤犯罪”。③有些民工犯罪與城裏人對他們的歧視和“世道不公”息息相關。農民工在收入、福利、勞動條件、居住條件、子女入學等等方麵與城裏人有著巨大的等級差異；他們眼巴巴空望著氣象萬千的“精彩世界”，再瞧瞧自已處境的狼狽，難免不會感到生活對自己和自己所屬的群體、階層、階級的不公。犯罪心理學告訴我們，處於經濟、政治、文化歧視下的群體或個人，常常會因心理不平衡或自暴自棄而萌發犯罪動機。④民工隊伍中絕大多數都是老實巴交、為人厚道的農民，但也有極個別的人原本就心術不正，他們在本鄉本土時，受到村落和宗族文化的製約，受到初級社會群體（如鄰裏）的製約，不敢輕舉妄動，一旦流動到新的地方後，其劣根性即大暴露，肆無忌憚地從事犯罪活動。⑤一些青年民工，原來所向往的就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進城後就力圖流入這類場所，為此不惜出賣青春甚至肉體以換取錢財。需要強調的是，對於民工犯罪問題，我們既要承認這一點，又不能誇大其詞。據2001年8月17日《中國青年報》，著名國情研究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同誌根據眾多個案調查得出結論：“農民工使城市犯罪率增高的說法缺乏事實根據。農民工的犯罪發案率明顯低於城鎮人口的犯罪發案率，不到千分之一。農民工是城鎮中最肯吃苦、工作最辛苦、待遇又最低的勞動者、建設者，那種認為農民進城務工會使城市犯罪率增高的看法是一種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