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婦女文化素質越高，越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我們在山東、四川的調查顯示，認為“有必要”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的婦女，在小學層次中有108人，占調查人數的68%；高中以上文化的婦女46人，占調查人數的96.1%。文化程度較高的母親能認識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對子女的早期智力開發起到積極的作用。我們的調查還顯示，婦女文化素質與子女教育期望值存在差異。農村婦女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對子女的期望值較高，希望子女“上大學”的占100%，希望孩子走出“山村”、“農村”；她們教育子女的方式多以談話溝通為主，子女學習成績不好時，也以鼓勵為多，子女在學校表現良好。而母親文化程度是小學的，認為反正是農民的孩子，上大學又供不起，還“不如早早回來種地”。她們教育子女時多以打罵為主，認同“不打不成材”，或對孩子“顧不上管”，認為隻要孩子“不學壞就行”，因而子女在學校表現一般。
現代科學證明，母親的文化素質對子女的思想道德品質也起著重要影響。我們在高校通過對一些正在讀博士的學生的典型訪談，他們給我們提供的信息表明：母親的文化程度、為人處世方式、與鄰裏關係，對自己品行、個性形成意義重大。因為高素質的母親會嚴格要求子女，更會嚴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麵做孩子的表率，是培養子女良好思想品德素質的保證。
我國有3.4億個家庭，農村家庭居多。由於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社會服務體係不完善，正規學校教育在邊遠山區尚未完全普及，母親的言傳身教成為子女品行養成、知識獲取、技能傳授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當前中西部地區男性勞動力大量外出，2300萬“留守兒童”教育的任務幾乎完全落在母親的肩上（或根本無力教育他們的隔代老人身上），這對農村婦女的文化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於丈夫長期在外務工而留守在農村社區的“留守婦女”，則最擔心子女不好好學習，因為她們的丈夫不少人就是為了供養孩子而外出務工的，但多數“留守婦女”表示在撫養子女方麵首要問題是“無能力輔導子女學習”。她們所能做到的，主要是在生活上盡力管好子女的衣食住行。我們實地調查顯示，90%以上的“留守婦女”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學，但她們並不知道怎樣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方法也比較簡單甚至粗暴。一旦孩子學習成績不好，非打即罵，少有通過談心溝通的方式。這當然與農村婦女目前的勞動強度加大、精神負擔重有關，但與她們本身的受教育文化程度更直接相連。
農村孩子是新農村建設的後備主力軍，他們的素質狀況，直接關係我國未來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唯此，德國教育家福祿培爾說：“國民的命運與其操縱在掌權者手中，不如說掌握在母親手中。”在現代社會，養育後代必須是科學的，一方麵，母親要了解孩子成長的規律，另一方麵，要學習掌握與之相應的教育技能。母親不僅需要知識，更需要技能、品德和智慧。我國近年來全國各地舉辦的家長學校、實施的家長教育工程等，使母親教子觀念得以更新，教子方法不斷得到提高和完善，對我國人口質量的提高意義重大而深遠。因而，培養新型女農民，是控製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需要，關係人口可持續發展。
六、婦女是城鎮化的主要推動者
城鎮化，也稱非農化，是指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曆史進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它是在人類社會分工發展過程中，伴隨工業化進程而出現的非農產業及非農人口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逐漸聚集到城鎮，從而使城鎮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日益增大，城鎮人口迅速增長的過程。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我國城鎮化長期滯後於工業化的必然要求。同時是我國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我國學者認為，“新農村建設是一個農民逐漸減少的過程”（茅於軾，2006）。隻有將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市，轉向非農產業（我國學者認為，隻有農業人口數量降到總人口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的要求，農業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生產專業化才能達到一定水平。
從國際經驗看，農業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是一個曆史趨勢和潮流。歐美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都走過這樣的路。經過多年發展，目前，英國農業人口隻占總人口的1.4%；美國也僅2%左右。我國將近8億人口擁擠在農業領域是很難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中國農業發展的出路在於減少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製的引入，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步打破，我國城鄉要素交流的範圍和規模得到擴大。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外轉移呈加速之勢，由此大大推進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2006年，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13181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力8434萬人，占64%，婦女勞動力4747萬人，占36%。學者預計，未來20年間流入城市的中國農民將高達3億。城鎮化使農民特別是大批婦女獲得了從事非農產業的機會，她們紛紛走出家門，離開土地，加入到農村工業化的大潮及城市化的建設中。農村婦女不僅在鄉鎮企業中大顯身手，而且進城後直接參與了城市的各種生活生產活動；不僅彌補了城鎮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不足，有效抑製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而且她們在服裝、玩具、皮具、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低成本勞動，提升了企業競爭力。同時，她們還廣泛涉足餐飲、美容美發、娛樂等服務性行業，既豐富了城鎮的文化生活，又推動了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為改善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作出了重要貢獻。到底中國農民包括婦女在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城市化作出了多少貢獻，學者林淩撰文從兩方麵做了簡要分析：一個方麵是，有一億多農民衝破了不準他們在農村從事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束縛，就地舉辦第二、第三產業（即鄉鎮企業），用自己的積累開展了造城運動，一大批小城鎮迅速崛起，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麵是，有1.2億農民衝破了不準他們進城的糧票和戶口等限製，遠離家鄉，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全國的大中城市從事工業、建築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勞動，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
可見，農村婦女不僅成為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助推器，進城打工生涯也使她們自身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她們已經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成員。培養新型女農民，是轉移農村富裕勞動力的需要，關係城鎮化發展。
七、婦女是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主要踐行者
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環境和農村生態環境，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和內容。我國人口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弱。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尤其在中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更具脆弱性。我國農村有4.8億婦女，70%的家庭種植和養殖業是由婦女承擔的。她們不僅是食物、燃料、飼料及飲水的主要供應者，也是管理者，同時還是主要的食物生產者。因此，婦女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是否具有環保意識，能否兼顧環保的要求，開源節流，她們的生產決策能否切實保護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資源，她們是否積極參與水土流失治理，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尤為關鍵。
由於女性孕育生命、哺育後代的性別角色使她們對孕育萬物的大自然有著本源的聯係，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環境惡化給自身及子孫後代造成的苦果，因而她們會更關注人類的健康與生存環境，她們在環保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上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在對西部實施的旨在解決山區缺水及保證村民衛生用水的“大地之愛·母親水窖”項目推廣中，農村婦女的積極性明顯高於男性。在清潔燃料的使用方麵，對建沼氣池，婦女的積極性更為明顯。究其原因，是由於大多數家庭做飯等廚房勞動主要由婦女完成，而農村千家萬戶在用煤。資料表明，10公斤煤產生的二氧化碳是0.24公斤，導致農村婦女肺癌發病率較高。而“沼氣池”建成後既可節約煤炭、木材等資源，又有利於環境保護，因而得到農村婦女的普遍歡迎與積極參與。另外，婦女在植樹造林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全國婦聯特別將婦女確定為植樹對象，並啟動造林項目動員婦女參與。陝北普通農村婦女牛玉琴，15年治沙11萬畝，被聯合國譽為“地球保姆”。可見，農村婦女對推動農村生態係統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是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力量。
總之，在農業女性化的背景下，農村婦女已經成為農村建設和發展的主體力量，成為新農村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動者。雖然國內有學者認為，由於近年來農村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骨幹，留下的婦女、老人及兒童（俗稱的386199部隊）不能稱之為真正的勞動力，新農村建設缺乏主體力量，由此否認農村婦女的作用。我們在實地調查中也發現，農村20—45歲左右的年富力強、有文化、有技術、有見識的青壯年農民大量進城務工。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的確出現農忙季節勞動力不足問題。在2008年受雪災及地震災害影響的地區，災後恢複生產過程中，青壯年勞動力短缺問題也比較突出，但留守在農村的老人多數仍在參加勞動，包括“留守婦女”在內的農村婦女不僅是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在農村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其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如何切實發揮好農村婦女的主體性作用，真正調動她們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就要立足於她們的發展實際，找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製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