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係鄉村建設的特點是強調地方自治，認為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以民團製度為基本內容的廣西建設，使廣西取得了“模範省”的稱譽。
國民政府從上世紀30年代中期起，改變策略，在農村問題上不再以觸動原有的生產關係和政治力量為突破口，而改以技術措施和生產力的發展為突破口，把農村改革的重點就放在了發展生產力方麵。在農村複興委員會的指導下，國民黨實際統治區開始建立農民銀行、農民借貸社、信用合作社和農業倉庫，以圖解決農村資金問題。同時，大力開展興修道路、墾荒造林等活動，試圖提高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
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雖然由於日本的入侵而被打斷，但是它取得的成績還是被廣泛承認的。鄉村建設者們通過建立實驗基地，建立農場，推廣糧棉良種，並通過提高農民文化教育水平，以農民治理農村的思想理念在今天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但是由於政治結構的限製，鄉村建設運動向深層推進的時候就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阻力，不能不削弱它的效果，正如梁漱溟所說，高談“社會改造”卻落到個“依附政權”的地步；號稱“鄉村運動”，結果卻是“鄉村不動”，鄉建運動最終走向了一個“站在政府一邊來改造農民，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改造政府的道路”。這的確為我們當下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某些思考借鑒。
四、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建設的新實踐
新中國的成立，使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實踐者們所追求的目標成為現實，也使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的裏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係列加快農村發展的政策措施，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農村改革的曆史進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村經曆了四次大的曆史性變革。
1.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製度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到1950年6月之前，全國尚有約2.64億農業人口的地區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繼續完成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放農村生產力、迅速恢複國民經濟的首要任務。為了有準備、有秩序、有領導地進行這場規模巨大的土地改革，中國共產黨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和其他一係列有關文件，為土改在政策、策略上做了充分準備。
在這些政策法規中，規定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經過三年的努力，到1953年春，國內除台灣和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都順利地完成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這場偉大的曆史性變革，使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被廢除，實行了農民土地所有製，實現了農民千年期盼的理想：“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空前提高，農業生產總值逐年上升。到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超過了曆史上（1936年）的最高水平，農村出現一片興旺景象。
2.農業合作化運動
土地改革雖然解決了舊中國土地占有方麵的嚴重不公平，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但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經濟，有其脆弱性和風險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私有製，自由競爭的結果將會使部分農民再次失去土地。怎樣使農民走上共富之路，即社會主義道路，農村怎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即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怎樣最有利於采用先進技術和大型農業機械，興修水利，迅速提高農業生產力，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經驗，認為隻有實現農業生產合作化，才是可行之路。對此，毛澤東曾明確提出：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的唯一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工作的中心。可見，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將農民的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變農民個體的土地所有製為集體的土地所有製，以農村所有製的變革為核心，帶動整個農村社會的變革，造就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合作化的初衷。
可以認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組織農民走生產互助合作的道路，是一種積極和進步的選擇。到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的87.8%。通過農業合作化，實現了農業生產的基本生產資料即土地由私有到公有的轉變，在廣大農村建立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伴隨土地所有製變化的，是1億多以土地私有製為特征的個體農業經濟，轉變為以土地公有製為特征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5億多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和推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原計劃用十五年左右時間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由個體私有製向集體所有製的轉變，僅用了短短四年時間就完成了，必然存在不足與問題。
3.人民公社運動
早在1955年掀起合作化高潮之時，毛澤東就多次談到大社的優越性，提倡辦大社。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毛澤東提出，小社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並。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並為大社的意見》以後，全國各地開始並社。在中國共產黨“八大”第二次會議後，並社在全國普遍展開。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00多個，參加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9.1%。
人民公社具有以下特點：
在組織方麵，實行政社合一的體製。公社既是政權組織，又是經濟組織，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都集中到公社。公社既管理生產，又管理生活，還管理政權。
所有製方麵，公有化程度高。實行生產資料公社直接所有製，廢除社員的自留地、自養家畜、自營果林等，統一收歸集體所有。
生產方麵，實行集體勞動，往往采取“大兵團”作戰的勞動方式。
分配方麵，實行供給製，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有些公社甚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樂全由公社“包幹”。
經營方麵，強調自給和上下級之間的調撥，排除商品交換，否定價值規律的作用，不講經濟核算。其突出特點即“一大二公”。一是規模大。一般是一鄉一社，全國平均一個公社相當於27.9個農業合作社。二是公有化程度高。實行單一的公社所有製，把貧富不均、條件各異的合作社合並到一起，財產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統一核算、分配。這種“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發達階段的界限，混淆了初級階段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的界限，試圖通過生產關係的頻繁變革，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農村建設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會，通過人民公社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就違背了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客觀規律，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導致農產品產量連續下降。195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3400億斤，比1958年減少了600億斤；1960年為2870億斤，比1959年下降了530億斤。全國糧食人均產量比1958年減少28.47%。棉花等其他農作物產量也大幅度下降，造成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困難。雖然黨很快覺察並調整了一些政策，但集體經營管理中“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遲緩，多數地方沒有擺脫貧窮落後的麵貌。直到1978年，我國農村還有2億多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
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
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窮極了、餓極了的小崗人（僅僅是為了解決溫飽吃飯問題），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和生命危險，在時任小崗村生產隊隊長的嚴俊昌和副隊長的嚴宏昌、會計嚴立學召集下，全隊在家的18戶戶主聚集在嚴立華家的破草屋內，秘密商討分田單幹的事，簽下了印有他們鮮紅手印的生死契約，由此奏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部樂章，首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同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安徽農民的首創精神得到了黨和政府的肯定，並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國農村推廣了他們的“包幹”經驗。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指在保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和以此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組織的前提下，將土地的經營權歸還給農民。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向農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以繳納承包費和承擔與土地相關的義務為代價，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享有土地使用權和生產收益權。安徽農民的這一首創，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中國農村發生了劇變。
具體來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改革經曆了三個階段：
一是在農村內部，改革過去人民公社的經營體製，標誌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給農民充分的自主權，讓農民按照自己的意願，根據市場的需求去發展生產，“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農業生產發展的奇跡。一些經濟學家根據生產函數估計，1979—1984年農業總產值增量中，有46.89%來自家庭承包製改革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長期困擾農民的溫飽問題在短時期內得以解決。
二是改革農產品流通體製。在主要農產品的供給豐富之後，不需要像以前實行計劃收購和銷售。因此，改革農產品流通體製，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成為這一階段改革的中心。
三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到世紀之交，我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黨的十六大，江澤民同誌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將農村改革與城市緊密地融合起來。
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農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製度取代了人民公社製度，建立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製框架。這個根本性改革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使得農業發展越過了長期短缺階段，呈現出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餘的新格局，解決了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了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革和小城鎮發展，開創了一條中國有特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經濟社會進入建設新農村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
（二）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1.推進農村改革的新機遇
當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我國農業和農村正經曆著深刻變化，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麵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1）隨著我國總體上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反哺農業、支持農村的實力明顯增強。從國際上看，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都普遍經曆過由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轉向對農業進行保護的過程。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近些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的政策支持力度明顯加大。特別是，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取消，標誌著國家對農民實現了由取向予的轉變。隨著國家財力的不斷增長，將會在強化惠農強農政策方麵邁出更大的步伐。
（2）隨著農業多功能性的日益凸顯，農業需要承擔更為重大和持久的責任。人類進化到今天，農業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所需的基本的農產品，提供了大量的就業，還要提供我們生存的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提供生活、教育和文化載體等多樣化的功能。農業將以其廣闊的發展空間愈益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民就業環境改善。根據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城鎮化水平在30%～70%時期，是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我國目前城鎮化率不足60%。從趨勢上看，農村勞動力流動性越來越大，外出就業的範圍也在擴大，外出就業仍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支撐。
（4）隨著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農產品需求持續增長。我國的食物消費正處於畜產品上升，以畜產品為主的食物消費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時期。近些年來，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帶動下，全國已有2.2億多農民實現“農轉非”，向城市、城鎮轉移，由農產品的生產者變成消費者。加之生物燃料的發展使農產品價格與能源價格直接掛鉤，在世界主要國家大幅度增加生物燃料的背景下，全球農產品價格普遍上漲。這為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增加農民收入提供了較好的保證。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麵臨巨大的挑戰：“農業基礎地位仍很脆弱，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缺乏產業支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已由1978年的2.57：1擴大到2008年的3.33：1。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長效機製還沒有形成，推進農村改革仍是我國改革的關鍵環節和重大任務。
2.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與原則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進行了全麵部署。
《決定》指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全麵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製機製，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決定提出，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六大目標任務：
一是農村經濟體製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製機製基本建立。
二是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
三是農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
四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製度更加完善，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五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農村文化進一步繁榮，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落實，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衛生製度更加健全，農村社會管理體係進一步完善。
六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係基本形成，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
為實現上述目標任務，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則：
（1）必須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始終把解決好十幾億人口吃飯問題作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
（2）必須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3）必須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始終把改革創新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
（4）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係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
（5）必須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始終把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政治保證。
《決定》必將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全麵發展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