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共產黨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其實質就是要按照新時代的新要求對現有的農村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組織等方麵的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共同繁榮。
一、新農村建設的內涵
新農村的提法早已有之。在清朝末年,一些仁人誌士就曾經探討過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問題,進行過“鄉村治理運動”。民國時期,還曾掀起過一段鄉村建設的小高潮。但這些嚐試,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均以失敗而告終。
20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隻不過當時建設新農村的目的主要是在農村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並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及物質保障。以後黨的文件中又多次提到新農村建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曆史時期,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解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統籌城鄉放在了“五個統籌”之首;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兩個趨向”的論斷。在2006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一貫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探索和再認識的重要成果,也是相對於傳統農村、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及改革開放後新時期的農村而提出的具有新內涵的“老課題”。
新農村到底新在哪些方麵?圍繞新農村的“新”,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概括。
王先鋒認為,與傳統農村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相比,新農村的基本特點有“五新”:
一是新居住環境。主要指農村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整潔舒適的生活環境。
二是新技術環境。主要指新農村處於信息化時代,涉及高效實用的農業信息技術服務體係和農業先進實用技術。
三是新體製環境。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基本建立並且日益成熟,城鄉戶籍分割等體製正在打破,城鄉統一的教育體製、就業體製和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障體製及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正在形成。
四是新分工體係。主要表現在:全方位對外開放使得新農村建設開始處於全球化分工體係之中;工業化快速推進使得新農村建設必須參與工業化進程,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加工,而不僅僅是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城市化加速推進使得新農村建設必須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礎上;區域分工的深化使得新農村建設必須突出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五是新居民主體。主要指農村居民應當具備時代要求的新觀念、新意識;個體和整體素質都要提高,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居民。他們既是新農村的居住主體,也是新農村的建設主體。新農村建設是促成具有上述內涵和特點的新農村所有行動的總和。
王萬山、莊小琴認為,新農村的新主要體現為:新農民、新產業、新村莊、新組織、新環境、新服務六個方麵。新農民是指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新產業是指不僅要發展現代農業和外向型農業,而且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的非農產業,形成多業態的農村產業結構;新村莊是指包括民居建設、人畜分居建設、傳統民居保護、太陽能利用、風能利用、雨水收集、家庭信息化工程等;新組織要求鄉村治理民主化、清廉化、小政府化和高效率化;新環境建設要求農村的生態環境應得到恢複和改善;新服務指的是各級政府、公共服務組織、農民合作組織為農村和農民提供新型服務。
馬曉河提出,新農村主要新在六個方麵:
一是新村貌。通過新農村建設一段時間的努力,要把農村的村貌改變。
二是新產業。新農村建設,產業發展是核心問題,是根本問題,沒有產業,建設別的可能就沒有基礎。
三是新生活。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幫助他們培育新產業,最後是增加他們的收入,增加收入以後,肯定會提高生活水平,生活質量提高,那就是新生活。
四是新風尚。通過新農村建設,對農民進行教育。比如勞動技能教育,農業技能、出外打工的技能。另外是鄉風鄉俗的教育、法製教育、道德傳統教育,通過這些教育,使農民呈現一種新的麵貌,實際等於是新型農民。
五是新組織。通過新農村建設,在農村基層,通過村民治理結構的變遷,使得農村基層組織進一步完善。
六是新農民。馬曉河認為,新農村之新,還體現在它的以人為本上。新農村建設對“人”的尊重體現在兩方麵:一是中央一再強調“農民自願”原則,二是培育和造就新農民。
葉興慶在2006年2月13日《經濟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新農村建設應當實現以下“八新”:
一是推進現代農業的新發展。新農村的農業,應當圍繞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發展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指導農業,推動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這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礎。
二是形成縣域經濟的新格局。新農村的經濟,應當是繁榮的、富有活力的經濟。應當加快投資、財政等管理體製改革,激發縣域經濟發展活力。應把非公有製經濟作為發展縣域經濟的主要載體,把小城鎮和工業園區作為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平台,壯大縣域經濟,全麵振興和繁榮農村經濟。
三是培育農村市場的新主體。建設新農村,應當大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應當重視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強化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轉移就業能力、科學種田水平。應當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新型服務組織。
四是完善鄉村治理的新機製。應當加快轉變鄉鎮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和人員,增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整合鄉鎮事業站所,對公共服務和經營性服務實行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完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議”製度,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五是創造鄉村生活的新環境。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環境整潔優美、設施配套完備的新農村。應當搞好村鎮規劃和建設,加強村容村貌整治,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搞好農村飲用水、道路、電網、沼氣等生產生活設施建設,積極穩妥推進改水改廁改灶改圈,搞好垃圾處理,治理鄉村汙染,美化鄉村環境。
六是樹立鄉風民俗的新風尚。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民風淳樸、健康向上的新農村。應當移風易俗,發揚傳統美德,樹立文明新風。
七是促進公益事業的新發展。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公共服務逐步完善的新農村。應當促進城鄉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製改革,使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加快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提高農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製度。
八是營造農村和諧的新局麵。葉興慶說,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幹群關係良好、農民安居樂業的新農村。應當加強對農村基層幹部的教育培訓,提高他們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加強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建平安鄉村、和諧鄉村。
2006年1月10日《經濟學家》刊載巫繼學的文章,歸納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提法的五大新:1.本質之“新”是社會主義;2.理念之“新”是以人為本;3.製度之“新”是自主創新;4.重視之“新”是朝陽農業;5.農民之“新”是農夫變農商。
縱觀上述認識,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說明了新農村建設的新特點,都有其認識的獨到之處。筆者認為,新農村的新除了主要表現為:新農民、新產業、新村莊、新組織以外,還應當體現為新製度。新製度強調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進行新農村建設,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體製、機製,如相對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製度、養老製度、新的土地經營製度等等,以此推動新農村建設。基於這一認識,筆者理解,新農村建設就是在全球化、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包括農村婦女為主體,采取適當措施,培養新型農民,防止農村衰敗、農業破產、農民被邊緣化,促進農業發展、農村進步,使農民能在田園風光中享受現代文明生活,過上有尊嚴、有意義的生活的行動。
二、新農村建設的背景
盡管新農村建設不是一個新鮮概念和題目。但在新時期新階段提出新農村建設,仍有其特殊的背景。
(一)農業的基礎地位依然薄弱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快速推進的工業化相比,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相比,與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突出表現是:
1.農業資源與環境的約束增強。
資料顯示,1996—2007年,我國耕地麵積減少了1.25億畝。目前人均耕地麵積僅有1.38畝,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每年僅建設用地至少新增占用400萬畝土地,現有的耕地質量也不高,丘陵、山地占國土麵積的2/3。從水資源來看,我國是世界上缺水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人均淡水資源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國學者認為,水資源短缺對農業的製約要比土地製約還要嚴重。而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的新階段,即便是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製度,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的趨勢仍難以根本逆轉。而生態脆弱、環境汙染加劇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靠開發農業資源、增施化肥農藥實現農業增產受到明顯製約。
2.農業基礎設施脆弱。
我國中低產田占耕地麵積的2/3,有效灌溉麵積僅占耕地總麵積的46%。3萬多座水庫存在病險隱患,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麵。尤其2008年—2009年的大旱,全國作物受旱麵積達1.55億畝,429萬人因旱災發生飲水困難。多個省份受到影響。
3.農業物資技術裝備落後。
我國農業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僅為41%,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僅為49%,大大低於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灌溉水有效利用係數為0.46,隻有國際先進水平的60%。
4.氣候變化影響加劇。
由於全球氣候變化,災害性極端天氣時間增多,不僅旱澇災害頻繁發生,而且農作物病蟲害、動物重大疫情也不斷加重。
5.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低。
我國約有2.5億農戶,戶均耕地經營規模不到0.5公頃,參加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戶僅占35%和13%。加上農產品市場體係、農業社會化服務體係、國家農業支持保護體係不健全,農戶小規模生產與農產品大市場的矛盾依然突出。隨著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產品消費需求加快升級,對保障農產品總量平衡、結構平衡、質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要求加強農業基礎,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同時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
(二)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仍在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6:1,擴大到2007年的3.3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繼續。2007年,雖然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最高的,但這一年卻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高年份。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使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也由此不斷擴大,占總人口近2/3的農村居民隻購買了不到全國1/3的消費品,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總體上相差10倍左右。特別是農民增收還麵臨許多困難,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的長效機製尚未建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遠。
(三)農民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農村支持城市,“城市剝奪農村的製度安排,”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進城務工權益以及村民民主管理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1.農民的土地權益受到損害
我國的改革發端於農村,土地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是農民的偉大創造。但近些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建設用地的規模越來越大。而征地過程中“不給農民合理的經濟補償和生計安置,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引發大量農村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農村乃至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特別是,農村婦女因外嫁、離異等,與子女的土地承包權益在一些地區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成為婦女權益受侵害的突出問題。
2.進城務工農民的權益受到傷害
據統計,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包括婦女工)大概在2.2億人左右。長期以來,城市和企業使用農民工,存在一些不平等的條件和不公正的待遇。至今,農民工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子女教育問題,甚至基本的工資所得,在一些地區仍得不到切實保障。女性農民工多數沒有享受到勞動法規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權益,半數務工婦女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產假。
3.村民民主管理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目前,部分農村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製還沒有健全,村務公開和民主議事的製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廣大農民群眾還沒有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與監督權,村民“一事一議”和農民自主籌資籌勞的機製還未健全完善,農民自主開展農村公益性設施建設的積極性不強。
(四)農村的社會公共事業嚴重滯後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在統籌城鄉發展上取得了積極進展,但長期形成的城鄉失衡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觀。集中表現在:
1.城鄉基礎設施差距較大
近些年來,我國城市麵貌日新月異,但農村變化相對較慢。中國城鄉差距用瑞士外交官的話形容為“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2006年,全國村莊內部道路、供水排水、環衛綠化、公共活動場所等人均建設投資僅70元人民幣,隻相當於城市的1/14、縣城的1/7,縣城以外建製鎮的1/6。農村道路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全國還有近100個鄉鎮近4萬個村不通公路,近3億農村人口飲水未達到安全標準,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還用不上電。農民生活燃料結構不合理,大部分地區的農民還沒有用上沼氣池、太陽能。
2.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較大
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水平較低,占總人口近2/3的農村人口,占有的義務教育經費和公共衛生資源不到全國的1/3。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差,危房率高,占全國中小學危房麵積的80%左右。農村公共文化設施不足,相當一部分鄉鎮沒有文化站或設施簡陋,麵積狹小。
3.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
城鄉公共服務不均衡問題依然存在,社會管理中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製度尚未形成,城鄉社會保障差距十分明顯。農村養老保險尚處於試點階段。
4.農村資源要素持續外流
農村耕地大量被占用,失地農民補償標準偏低,出現生計困難。農村資金要素大量外流,高素質勞動力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出現耕地大量拋荒。推動科學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係,迫切要求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力度,加快農村經濟社會全麵發展,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加速形成城鎮化和城鄉共榮的局麵。否則,農村的衰落、鄉村的衰敗將不可避免。
三、新農村建設的條件與基礎
(一)新農村建設的曆史條件
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始終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伴隨。
早在20世紀50年代“二五”、“三五”計劃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1957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提出《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目標實現後,“農業和農村麵貌將煥然一新”。雖然“綱要”在1960年後才由全國人大通過,“綱要”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農村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目標達到了。即就是在盲目冒進的“大躍進”時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包括“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改革開放新階段,黨和國家始終都沒有忽視農村建設和發展。隻不過建國後推行的工業化戰略、城鄉分割的體製影響,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滯後。在新的曆史時期,黨中央再次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曆史和戰略任務提到全黨麵前,是在幾十年現代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基礎上做出的重大決策,是堅持黨在農村一貫的奮鬥目標,也是堅持黨始終不渝的農村工作方向。
(二)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基礎
近些年來,黨中央在解決“三農”問題和處理工農關係、城鄉關係上提出一係列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明確回答了新時期為什麼要重視“三農”、怎樣重視“三農”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20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之交,江澤民同誌指出,實現跨世紀發展的目標,難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項任務,就是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他強調,必須更加重視和加強農業,把農業和農村工作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開創農業和農村工作新局麵。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黨對工農、城鄉關係的認識又有了重大突破。胡錦濤總書記說,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新階段。基於這一判斷,中央確立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指導方針。十六屆五中全會和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係統性地、綜合性地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措施。並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部署做了科學的定位,基本形成了新時期“三農”政策體係和基本框架,大大突破了傳統就“三農”論“三農”的思路。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建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製,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特別是2008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科學判斷了“三農”問題的基本現狀,指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在此基礎上,黨中央明確了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曆史方位,提出了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是:農村經濟體製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製機製基本建立;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製度更加完善,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農村文化進一步繁榮,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落實,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衛生製度更加健全,農村社會管理體係進一步完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係基本形成,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任務,《決定》還提出了必須遵循的六大原則,並全麵部署了加強農村製度建設、加強現代農業建設、加強農村公共事業建設及黨的建設的總體思路。這是黨中央對十六大以來在新時期對“三農”問題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和飛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黨的三代領導核心一貫高度重視“三農”思想的繼承和創新,是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和政策的集成、完善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