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何銳先生是從他的聲音開始的，就像王熙鳳在《紅樓夢》裏的出場，但何銳先生的聲音沒有那麼“銀鈴”，是男低音，短促而模糊，除了南方人的n、l不分，zh、z不分，還伴隨著長久的停頓，經常在我耳朵豎起的時刻忽地斷線。所以我常跟凡一平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何主編說普通話。”
這隻是一個玩笑，我們苛求他普通話的水平，實在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中國這座敞開的語言大學裏，我跟何先生同屬“西南官話”係。有時候，他說著說著忽地就蹦出一個詞，讓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冷不丁地就回到了童年，比如用錢的時候他會說“惜倒用”，約稿的時候他會說“寫一個”，而不是“寫一篇”。他的方言就是我的鄉音，聽起來近，舒服。
大約是1995年春天，我收到了改版後的《山花》雜誌，很雅的封麵，很新銳的作家陣容，但是把整本雜誌讀完，我也沒看到一句西南方言，甚至也沒在上麵找到西南作家的名字。一個說方言的人在接管《山花》之後，任務的第一條就是去方言化，把所有的版麵全部讓給了中國的名家和準名家，讓我一下就看出了主辦者的野心，那就是想把《山花》辦成全國的文學雜誌！從來，文學除了論資排輩也講地理優勢，稍有名氣的作家要不是威逼利誘，是很難把稿件投給邊緣刊物的，而難就難在每一個試圖衝破地方的刊物，首先就得拿到名家的稿件。
何銳先生是怎麼拿到名家稿件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有相當一部分作家當時願意把稿件投給《山花》，是因為《山花》發的是雙稿酬： 一份由編輯部寄出，另一份則由協辦方貴陽卷煙廠發給。在純文學作品稿費普遍偏低的情況下，這樣的雙稿酬確實能刺激作家們的神經。為此，何銳先生沒少喝酒。別的主編一上任便搞欄目策劃、刊物營銷，但何主編一上任卻是學習喝酒，把自己嚴重的胃病忘得一幹二淨。隻要一聽到某個企業對文學有哪怕芝麻那麼大一點兒興趣，他就直奔經理辦公室談文學，稱兄道弟地喝。好幾次他都把自己喝趴下了，以為能拿到辦刊的讚助費，卻沒想到那隻是企業例行公事的接待，根本沒把文學當親戚。直到遇上貴陽卷煙廠的陳迅，何銳先生才算真正找到了知音。陳迅廠長沒跟他喝一杯酒就答應協辦《山花》，並承諾隻要刊物辦出了名，經費便逐年遞增。
一個五十出頭的人還揎拳捋袖為一本文學雜誌拚命，用今天的價值觀念來衡量肯定有好多的想不通。但仔細一琢磨，隻能說他對文學已經上癮。何銳先生是1979年調到《山花》雜誌做詩歌及理論編輯的，從做編輯到當主編中間足足有十五年的時間。這十五年既是中國文學的、也是他人生的黃金歲月。其間有那麼十年，隨便翻開報刊上的“征婚廣告”，即便以字數收費，你也會看見寥寥數語中寫著“熱愛文學”。可惜那樣的文學行情沒能堅持下來，就像當時的股市忽地就熊了。因此，好多地方文學刊物的負責人一見麵不再是問“吃了沒”，而是問“雜誌虧沒虧”，彼此一握手立刻就搖頭，說：“如果你想害一個人的話，那就讓他（她）去當文學雜誌的主編。”對於一個既把青春獻給了文學，又見證過文學輝煌的人來說，碰上這樣的困局絕對是心有不甘的。因此，他要用自己的行動，用一本雜誌來挽救文學，至少是局部地挽救。
《山花》上的欄目越來越多，什麼“聯網四重奏”，什麼“三葉草”等，有的是何銳先生拍著腦袋想出來的，有的則是作家們出的主意，反正總之，何銳先生廣交朋友，在一年多的時間裏迅速團結了一批青年作家和評論家，竭盡全力推出新人。一些被主流刊物排斥的作者在這裏第一次亮相，一些從來沒有被評論家提及的作者在這裏獲得首次專論，本人就是他關注的對象之一。當時《山花》有一個欄目，既發作者的小說又配發評論家對該作者的評論。在我連一本專集都還沒出的情況下，他聯係了南京的邵健先生為我寫專論。我複印了厚厚一摞發表過的小說寄往南京，十天之後，那些破袋而出的複印品被幾根繩子係著，又回到了我的辦公桌，原因是收信人地址已經被複印品磨破。掂著那摞淨重兩公斤的小說，我的心裏不由一動，被何銳先生的熱情踏踏實實地感動了一把。後來，邵健先生寫了一篇《存在之境》發在《山花》上，那是首次有人對我的小說進行全麵評價。當然，享有這種待遇的作者遠遠不止我一人，還有許多當時剛剛冒頭的新銳。十年之後，曆史已經證明，凡是何銳先生當年竭力推薦的作者，現在都還爭氣，大部分人都成了中國創作的主力軍，如果要開列名字，那會是長長的一大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