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衷心在擁護它的作家而言。於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於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為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麼沒有富翁那麼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著消失了麼？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曆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鬥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麵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裏的新收獲，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裏，向南麵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五
到這裏，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著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麼，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麼而譯的呢？不是等於不譯麼？
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升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於猩猩(（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裏去的“報複”。梁先生說“他們要報複！”其實豈隻“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裏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隻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隻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誌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於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於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麼？……”（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於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隻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於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隻出了一本《一周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隻有一種，尼采的則隻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隻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裏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但於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複”，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隻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