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隻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麼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幹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麼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製度，在這製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鬥的欲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裏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嚐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鬥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製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隻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那麼，此後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為“這種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優越的地位，無產者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裏麵包括文藝學術”。
自此以後，這才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四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麼，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隻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並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誌行吐屬，過於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隻同情於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誌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隻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鑒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幹，因為“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裏，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隻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麼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鑒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隻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裏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於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隻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詼諧。隻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