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十分感慨，想起自己的畫，哪怕是小小的一幅，在日本的裝裱費就需花費100美元。而享譽世界的白石老人，他的畫難道隻值區區50美元？他連忙給老人回信，請他不要寄畫，而是托香港的友人，代他給白石老人寄去了100美元。
連齊白石、吳湖帆、錢瘦鐵這樣名望卓著的大藝術家，生活也如此艱難，張大千一大家子都靠他賣畫維持，如果收入如此低，生活又何以為繼？想到這裏，張大千又躊躇起來。
還有，一些熟人好友紛紛被“鎮壓”，讓張大千心存疑慮而心驚肉跳。如曾經為他金牛壩房子的建設立下大功的張達泗——張群的二弟，解放後留在成都，在運動中被槍斃了；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同宗兄弟”張正修，因為家裏有幾分田地，曾參加了“袍哥”，被評為“惡霸地主”槍斃了；另一個就是其相交甚篤的好友羅文謨，美術修養很高，“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調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書記，在四川政界是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他非常喜歡藝術，不願與當官的深交，倒是與文化藝術界人士打得火熱，與其說他是個官員，還不如說是個地地道道的文化人。抗戰期間，羅文謨對四川的美術工作推動極大。徐悲鴻等藝術家每每提到他，都認為其“功莫大焉，功德無量”。成都解放前夕，羅文謨堅決不去台灣，暗中為中共成都市委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報，為成都的和平解放盡了一份心力，得到了賀龍司令員的表揚、接見和宴請。就在1950年12月18日，羅文謨被“鎮反運動”的人帶走，最後卻被槍斃。海外的張大千聽到這件事後，十分震驚。（羅文謨在被槍斃了三十多年後，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被平反。）
如果說前麵原因已經動搖了張大千回大陸的決心，那麼，北京“敦煌文物展覽”把張大千定為“罪人”卻是張大千決定不回大陸的直接導火線。
1950年，為了配合抗美援朝運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政府決定在北京舉辦一次大型的敦煌文物展覽。經過緊張的籌備，“敦煌文物展覽”於1951年4月在北京故宮午門樓上正式展出。展覽規模宏大，中央文化部領導沈雁冰、鄭振鐸等人親自對來賓作了引導說明介紹，外交部還專門定了一個日子，招待在京的各國使、領館外交人士及國際友人。展覽期間，各界觀眾絡繹不絕、場麵非常熱烈，展覽一直持續到當年6月，共曆時兩個月之久。中央人民政府還向敦煌文物研究所頒發了獎狀和獎金。
張大千在印度的大吉嶺聽到“敦煌文物展覽”在北京展出的盛況，非常激動，他為敦煌研究所的同仁們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而欣喜鼓舞，為敦煌藝術走出沙漠來到北京，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賞而欣慰。但讓他吃驚和傷心的是，這個由政府主辦的“敦煌文物展覽”的展覽說明文字中，竟然指名道姓地公開譴責張大千，公開向公眾宣布“張大千是破壞了敦煌壁畫的罪人”，將張大千歸入了“盜竊與破壞敦煌文物藝術的帝國主義強盜和國內外反動派”之列，並將他與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等“外國強盜”和“盜賣國寶經卷文物”的王道士等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