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下旬，張大千帶著他的夫人、子侄、學生等人，從河西風塵仆仆地回到了蘭州，結束了他兩年多的敦煌之行。他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對於敦煌藝術，創下了幾個世界之最：
他調查清楚了敦煌地區的石窟藝術和文物的分布情況，是中國對敦煌藝術進行調查的第一人；
他為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峽口等石窟群科學係統地進行編號，是當時乃至世界為這些石窟群編號的第一人；
經過詳細的丈量、記錄、整理、研究和考證，他寫出了一本長達20萬字的《敦煌石室記》學術專著，這也是全世界第一本關於敦煌藝術的學術著作；
通過他本人及其率領眾人的艱苦奮鬥、苦苦麵壁，他共臨摹了敦煌地區各個石窟群中的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曆代的壁畫精品共達三百餘幅，是一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如此大規模地臨摹敦煌壁畫，而且是原大式複原臨摹，不僅在全中國，就是全世界，張大千都堪稱是曆史上的第一人。
張大千為敦煌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他個人卻為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他首次奔赴敦煌就遭逢喪兄失子之痛，在經濟上的花費更是十分龐大，前後共花費約幾十萬大洋，這筆巨額經費的籌集，除了搞畫展賣畫掙錢外，他還忍痛賣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代名家字畫，找朋友借，從銀行貸款，前後欠下的債務竟高達五千兩黃金之巨。
為了還這筆巨額債務，張大千堅持不要國家分文的補助，靠自己的雙手，作畫賣畫掙錢還債，整整償還了二十多年，直到60年代中後期才還清，而這樣做，張大千僅僅出於一種樸素的愛國之心和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珍愛之情。他去敦煌時還是壯年時期，那時的他滿頭黑發，神采奕奕，而當他從敦煌回來時，已然變得麵容憔悴，皺紋密布，疲憊蒼老，鬢發霜染，就連他那長長的烏黑美髯，都開始花白。
1943年8月14日上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蘭州隆重舉行，各界人士都出席了這次畫展，展出空前成功。伴隨這次展出的還有二十多幅張大千的近作，雖然定價都很高，但很快就售罄。他臨摹的那些敦煌壁畫，盡管都標明了是“非賣品”，但想購買的人仍然絡繹不絕，都寧願出重金購買。他們說：“無論張先生是要支票還是現金，且不論是要黃金、美鈔、銀元還是法幣，隨便哪種貨幣都可以；一幅畫要多少錢，我們也絕不還價，請張先生隨便開價。隻要張先生肯賣他的臨摹壁畫，則不管什麼條件，我們都接受！”
張大千婉言拒絕了，他說：“這些敦煌壁畫摹品，皆是我的珍貴心血結晶，來之不易，雖然我為它們耗費了許多經費，我現在也急需錢，但它們對於國家來說，就更重要。因而哪怕你們就是給我一座金山，我也是決不會賣的！”
1943年11月，張大千一行從蘭州返回四川，經過隴西時，他們去了著名的麥積山石窟參觀考察，然後經過甘肅的徽縣和陝西的褒城、漢中，四川的廣元，最後回到了成都，結束了他漫長而艱辛的敦煌之行。
1944年1月25日，即農曆正月初一，“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成都隆重舉行，共展出張大千臨摹壁畫44幅，還展出了在莫高窟與榆林窟拍攝的約20幀放大的巨幅照片。這次展覽，極大地轟動了成都，成了蓉城春節期間的一大喜事和盛事。成都的各社團和茶館裏，到處都在談論此事。參觀畫展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三教九流等各界人士紛紛前往觀看。因為觀眾太多，畫展不得不延期，直到正月十一才結束。
正因為張大千對敦煌藝術、也是對中國文化藝術所做出的巨大貢獻，1944年3月25日，在重慶市舉行的慶祝中國首屆“美術節”大會上，盡管當時張大千並不在重慶，他還是被選舉為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與徐悲鴻、吳作人、黃君璧、高劍父、呂斯百、司徒喬、林風眠、傅抱石、劉開渠、張安治、張道藩、龐薰等人一道，成了當時中華全國美術會的31名正式理事之一。
就跟當時甘肅政府主席穀正倫發的電報中的“頗有煩言”一樣，盛名之下的張大千在掀起了全國“敦煌風”時，竟然招致小人的肆意攻擊和亂傳謠言，簡直匪夷所思。有人說張大千“敦煌盜寶”，也有人說他“破壞了敦煌壁畫”。起因就是張大千曾在洞中堆積的流沙中，發現了一隻古人幹枯了的手和張大千陪同於右任、高一涵一行看壁畫時，大家無意中將模糊腐朽的壁畫表壁撕下的事全部歸結到張大千頭上。而那隻幹枯的手，張大千後來卻將它交給了常書鴻。謠言畢竟是謠言，在事實麵前唯有不攻自破。
1944年5月，徐悲鴻在重慶組建了“中國美術學院”，聘請張大千和高劍父為該院研究員，並請了很多畫界名流，組成了雄厚的美術創作與研究班子。張大千這次是痛快地接收了聘請，他不用去學校上課，而是每隔一段時間寄去一兩幅作品即可。他每次寄去的畫都特別好，無論學生還是同行都十分欣賞他的作品。
§§第六章 收藏國寶 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