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情雖然以“老”的好，但“故舊”並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聲聲宣稱自己與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時下某些“青年學人”，專好賣弄古怪澀口的新名詞、新概念，把文章寫得誰也看不懂，不過是以其艱深飾其淺薄而已。交情老，隻不過意味著麵子大。“老交情”有事來請幫忙，那麼，“不看僧麵看佛麵”，看在“交往多年”的麵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顧”，當然也可能隻不過“麵”上敷衍，這就全看交情的深淺和事情的難易了。從這個角度講，“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要結知交，第一要“誠”，即以誠相待，“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第二要“忠”，即忠於友誼，“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義，“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權”，即通達權變，“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權”最難。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就是說，一般人，我們可以和他“同學”，但未必“同道”。
因為道路可選擇，各人選擇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樣。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誌”。因為選擇人生道路的動機、目的、誌向並不一定相同，雖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說不定隻是“同路人”，沒準什麼時候還要分手。可以和他“同誌”，也未必“同權”。因為誌是方向，叫“誌向”；權是便宜，叫“權宜”。大徹大悟之人，為了最終地實現道與誌，有時不得不略做變通，以為權宜。但這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不忠誠，或不誠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與之同權；而一旦同權，也就真是“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了。
由此可見，結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難無比，故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許多人終其一生，也難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種朋友，雖不一定知己、知心，卻最可依賴，這就是“患難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難”的人。或是在戰場上，救過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時，掩護或救援過自己；或是在危難時，和自己同心協力，共渡難關。這種經曆了生死患難考驗的朋友，將是最忠實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會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頸之交”。
道理也很簡單，真正的友誼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難，功名利祿，最能鑒定友誼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淺。司馬遷在《史記·汲鄭列傳》的讚語中說，有個下邽（guī）人姓翟的，起先當廷尉（最高司法官）時，賓客來往極盛，把大門都塞住了，罷官以後，則大門外可以張設捕捉鳥雀的網羅（“門可羅雀”一詞即出於此）。後來，翟公又當了廷尉，賓客們又準備前往翟府交結，翟老先生便在門上用大字寫下一句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得真是再透徹也沒有了。
有人說：“與朋友交往，後來才知道他不好。如果和他絕交，怕傷害了恩情；不絕交，又好像背地裏埋怨朋友。”朱子說：“這不叫背地裏埋怨。如果原來跟人有怨恨，再在表麵上和他交往，就是背地裏埋怨了。如果朋友不好，則情義就應當疏遠，但疏遠要有個過程。沒有特別的原因，不能一下子斷絕。這樣親近的人不失掉親情，有交往的人不失去友誼。”
《世範》說：“在人的性格行為中，雖然有短處，也必然有長處。與人交往時，如果經常看到他的短處，不看他的長處，時間雖短，難以相處。如果隻看到他的長處，把短處放在一邊，就能夠交往一輩子。”
《願體集》說：“道德高尚的人，心地和善，他看每個人都可交往；道德淺薄的人，心胸刻薄，見到哪個人都感到可惡。”
王陽明說：“交朋友以互相自謙為貴。所以在聚會時，必須虛心謙讓，與對方親善敬重。討論問題時，意見不合，應當從容涵養，用誠心來感動對方；不可動氣指責，長傲氣，生是非。”又說：“和朋友交往，應當勸戒指責的地方少，鼓勵獎賞的地方多。”又說：“與朋友交談，最好謙虛卑下，以寬容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