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是如何走進出版行業的？
朱玉：在我大學畢業時所處的年代，個人職業幾乎是不能選擇的，國家的需要，就是個人的誌願。組織上安排你幹什麼，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這是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產物。我是1965年考入西北農學院的，本來應該於1969年大學畢業，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推遲到1970年才走出校門。
這一年，我和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一樣，剛走出校門，又走進解放軍農場這個大學校。在蘭州軍區吳忠農場勞動鍛煉了一年半之後，於1972年元月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組織上把我分配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這對一個學農業經濟管理者來說，頗有些意外。當然，這一安排也使我感到很幸運，四個學生連，近800人中，唯一一個到文化係統工作的指標就給了我。我很鍾愛編輯這個職業，因此，自來到出版社以後，從未挪過窩，一幹就是35年。可以無愧地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出版事業。
記者：在長達三十餘年的出版生涯中，一定有您難忘的人和難忘的事，哪些讓您感觸至深？
朱玉：在長達35年的編輯生涯中，我與很多人交往過，做過許許多多的事情，但使我終身難忘的是責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簡稱“北方本”）兩件事，以及使我受益匪淺的這兩部書的主編穀書堂教授和魏塤教授。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一書，由南開大學的穀書堂教授和遼寧大學的宋則行教授主編（宋則行時任遼大校長，公務纏身，未能始終參與該書的修訂，故不予涉及）。該書自1979年初版以來，已經印製了11版，總印數達120多萬冊；它的“1985年修訂本”獲“（國家級）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1988年修訂本”獲“國家教委第二屆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1995年修訂本”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一書，由南開大學的魏塤教授主編。該書自1986年初版以來，已印製了7版，總印數達50多萬冊；它的“1988年修訂本”獲“國家教委第二屆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這兩部圖書在全國影響很大，給陝西人民出版社創造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爭得了榮譽和聲望。
緣起責編這兩部圖書，我與穀書堂教授交往了近30年，與魏塤教授交往了20年，這在出版界恐怕也是個奇跡。在與兩位教授交往的幾十年中，由於他們的言傳身教和耳濡目染，使我受益良多。從他們身上我領悟到如何做人、做學問、做事業。兩位教授都是國內著名的大經濟學家，對我而言還是長輩。他們的睿智、博學、敬業和正直、善良，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麵的，也是很大的。這其中使我感觸至深的有三點：（一）大家風範——謙和、守信。兩位教授雖然學富五車，名揚天下，但他們身上沒有半點學霸之氣，在與其交往的幾十年中，無論我對他們主編的書稿所提意見正確與否，他們總是耐心傾聽，正確的意見他們會當麵表示接受；不正確的意見，他們也不是簡單地否定，總是循循善誘，說明道理。由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在國內聲名大振，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言而喻，於是一些名氣比陝西人民出版社大的出版社，以經濟利益為杠杆，多次欲挖走這兩本書，但兩位主編不為經濟利益誘惑所動，不攀高門檻，堅守信義，使這兩本書至今仍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甚至為了維護這兩本書，他們還拒絕了參加另起爐灶編寫同類教材的邀請。（二）高度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近年來，名人當掛名主編的事已屢見不鮮，以穀書堂、魏塤兩位教授的學術地位和名氣，要這樣做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們沒有掛主編的空名，而是以高度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履行了主編的職責，甚至做了分外的工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了保證兩本書的高質量、高品位，他們是嘔心瀝血，竭盡了全力。作為主編，他們除了設計兩本書的框架和撰寫書稿外，每一次修訂稿的審定都要耗費其大量時間和心血。他們雖然年事已高，身體都患有疾病，可審起稿來，字斟句酌，一絲不苟，白天幹，晚上幹，一幹就是十天半月。審稿中，對不合格的稿件堅決退改，從不將就；稿件改寫後，他們再審，有的稿件往往要反複多次；如果改了幾次仍不能達到要求，他們就自己動筆重寫，直至滿意為止。真可謂是不達目的誓不休。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責任心和敬業精神，才使得這兩本書曆久彌新，屢獲殊榮。（三）與時俱進的創新理念。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創作的靈魂。80年代，全國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不下百種，可如今絕大多數已經自行消亡，能被社會認同的已寥寥無幾。我社出版的這兩部教材，20多年來能夠永葆生機，成為《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常青樹，就是因為它們能夠與時俱進，在體係結構和內容上不斷創新。而這種創新的源泉就是兩位主編。兩位主編對編寫這兩部教材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即：求新、求精，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例如《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關於“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理論”（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理論”等，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都是開了理論先河的，而這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它反映了主編的膽識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也體現了主編創新理論的勇氣。再如，《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體係結構，多少年來，幾近約定成俗、一以貫之的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但主編魏塤教授認為，時代在前進，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今天，帝國主義的本質雖未變，但出現了新的形勢和新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對此作出新的解釋。基於這一指導思想，他重新構建了該書的體係結構，即把帝國主義部分與壟斷資本主義部分打通，並對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的經濟現象，從理論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闡述。這種安排獨具匠心，在體係結構和內容上都是一種新的探索。這種探索，沒有學貫中西的淵博知識，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記者：您有了今天相對的成功，對後來的“年輕人”有何建議和忠告？
朱玉：就我而言，談不上成功，隻是做了一個有良知的公民應做的事情而已。每一個中華兒女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繁榮富強，但這不能隻掛在嘴上，而是要靠一代代中國人的努力奮鬥。青年人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要肩負建設強大國家的重任。為此必須努力學習各種知識，以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日新月異，而我國在一些領域還相當落後，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剛剛起步，麵臨的任務十分艱巨，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棘手的事情很多。這其中，我們不熟悉、不懂得的東西很多，怎麼辦？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老老實實的學習，努力掌握新知識，不斷增長新本領。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科技領域趕超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自由遊弋。古人雲：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青年人正是長知識、長本領的時期，一定要珍惜大好時光，發奮學習，增長才幹，做建設祖國的棟梁，萬萬不可玩物喪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