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朝被迫割地賠款……水兵張伯苓死裏逃生，痛定思痛，募捐辦學，決心教育救國，1904年創辦南開學校，就是要培養有科學知識，有強壯體魄的人才，富國強兵！”
這是1945年9月，重慶南開中學體育部主任郗文星老師給我們初一新生上體育課前的講話，情真意切，使我沒齒難忘。
在八年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喜慶日子裏，我這個小難民開始了校園生活。六歲那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我隨父母逃離北京，流離失所，頻頻輟學，吃過草根樹皮，住過山洞窯坑，患過肺病傷寒。考人重慶南開中學的時候，我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最擔心的是因體育不及格而被“默退”。
南開是教學質量很好的中學。張校長對學生施行“扇煤渣政策”：以男中部而言，初一招五班新生；升初二時“自然淘汰”一批，剩四個班；升初三時再淘汰，隻剩三個班。高中亦然。優勝劣汰，功課不及格的還可以補考或留級，而體育不及格者必定“默退”（不掛牌的開除）。對於解放前的私立中學，你說他“篩選精英”也罷，在校園裏引進“競爭機製”也罷，這些做法是否偏頗，可留給教育家去研究。但在我這個白發學生的記憶裏，母校如此重視體育，的確使我終身受益。
重慶南開兩千多學生全部住校。清晨6點起床，十分鍾整理內務；十分鍾洗漱；二十分鍾早操，由郗文星老師帶領我們在大操場做操，所以他是全校同學每天最早見麵的老師；五十分鍾早自習；列隊進食堂，十分鍾早餐；8點上課。您算算，從起床到上第一節課，這一百二十分鍾裏，隻剩下二十分鍾“富餘時間”，我們要往返於宿舍、廁所、盥洗室、大操場、教室、食堂之間，校園很大，幾乎都是一路小跑，吃飯時也沒有一個人說話。後來我讀過軍校，生活規律、時間緊張，也不過如此。
南開有句術語“三點半”。每天上完六節課（包括體育課），下午3點30到5點30分，學生必須離開教室，全都被“轟”到操場上去“強迫運動”。這可是一項很難組織好的“群眾運動”呀，兩千多男女同學，調皮的像猴一樣撒歡，文弱的想藏起來讀書，郗文星主任就成了全校最忙碌的老師，男中部、女中部，馬不停蹄地到處巡察指導。雖然他手下還有不少體育教師分工協作，但要天天組織好這麼多人的“籃排足壘，田徑體操”運動，沒有一套科學施教的“硬件、軟件”也不行啊。
張伯苓校長對日寇的侵華野心有深刻認識，於“七七”事變前一年就在重慶郊區沙坪壩購地八百餘畝，新建南開中學，並且及時遷校（南開大學則與北大、清華一同遷到昆明合辦西南聯大）。重慶南開中學擁有一個標準運動場：兩麵石砌的看台可容數千觀眾，四百米跑道環繞著足球場，跳高、跳遠設備齊全，可以舉辦正式運動會。另外還有一個大足球場，上體育課時，這兩個足球場可分作四個小足球場，還可以作為壘球場使用。籃球場、排球場更多，特別是擁有風雨操場，可進行各種器械體操運動。郗文星主任領導的體育部，每天都要準備好幾十份籃排足壘球，包括壘球棒、手套等大量體育用品，供各班學生按時領取。我在校五年，從沒見過一隻撒氣的球或破損的用具，回想起來，郗老師他們真是每天都要整備體育用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