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如果做了國民政府的勞動部長，他就會有別墅、汽車和豐厚的薪水，他在最需要錢的時候，卻放棄了當官。那時候，他的母親逃難到武漢投奔他，姐姐一家，還有兒媳孫女都來投奔他，可他是一個剛釋放的犯人，靠朋友接濟過日子，從南京到武漢到重慶最後流落到江津鄉下小城，居無定所，寄人籬下，甚至遭到寄居主人鄧仲純太太的白眼，落魄中的陳獨秀還賠著笑臉，委曲求全。他入川是劉輔丞給了他500塊錢，陶希聖以北大同學的名義捐了200塊錢。在江津小城時，陳獨秀靠寫字賣錢，當地名流慕名請他寫字，就變相給一些接濟，後來又編寫了一本《小學識字教本》得兩萬元稿費，買米給母親辦喪事，到重慶為自己看了一次病。最困難的時候，他到一個鄉紳楊慶餘家幫他編其祖父遺留下來的《皇清經典》手稿，名為有興趣，其實是想找一個安身的地方，糊一口飯吃。那時候，一鬥米已賣到了300塊，陳獨秀的稿費是糊不了幾天的，一大家人要活下去。這期間，朱家驊曾托張國燾送給陳獨秀5000塊錢，但陳獨秀將這位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錢退了回去，人家一片好心，他就是不受。陳獨秀對張國燾是很鄙視的，他容不得變節的人。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無錢看病，聽人說蠶豆花能治高血壓，他喝下了梅雨季節發黴的蠶豆花湯中毒身亡。當時的一些朋友湊錢安葬了陳獨秀，晚景十分淒涼。聽說陳獨秀無錢安葬，蔣介石捐了1萬元，陳立夫、王雲五等國民黨要員各捐了2000元，然而陳獨秀已不知此事，也於事無補了，我想如果陳獨秀活著的話，蔣介石的錢他是絕對不會要的。
葉公超跟著國民黨到了台灣，在外交部長的位子上簽訂了“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台日和約”，可謂功勳卓著，但他有時擺不正位子，遭人嫉恨在所難免。1958年出任“駐美大使”，三年後，蒙古加入了聯合國，葉公超成了蔣美之間的兩麵不討好的人，蔣迫於美國的壓力同意蒙古加入聯合國，但他把一口惡氣出到了葉公超身上，緊急召回台灣後被掛在政務委員這一空架子上，連上廁所都有人“保護”，等於已被軟禁。梁實秋看他無所事事，就請他到台師大去講“現代英美詩歌”，他在講台上又找到了真實的目光和聞到了自由的空氣，他有了一種喪家之犬重返家園的激動，然而半年後，有關方麵就通知他不能上課，有礙國際觀瞻。他隻好做起了寓公，直至孤寂而死。
陳獨秀死的時候寄人籬下，生活艱難；葉公超死的時候，有自己的公寓和鋼琴，地毯是純羊絨的，客廳裏光線很充分，死後的葬禮也很體麵。但兩人死之前那一刻的心理感受肯定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可能想到了一生活在自我中，是為自己活了一回，而葉公超更應該想到他是活給別人看的，用自由的代價和自我的意誌兌換來的是一身西裝革履的奴才人生。
其實，人生的意義是非常有限的，也沒有什麼值得我們死死揪住不放的。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盡最大的可能讓自己活在真實的意誌和不需要作秀的表情中，陳獨秀和葉公超兩人，撇開政治性質，他們都是優秀的學人，區別在於，一個是活在固執極端的自我意誌中，一個活在敞開靈活的群體意誌中；一個為自己活著，一個為別人活著；一個為信仰活著，一個為榮華活著。
1942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我以為毛澤東與陳獨秀的政治分歧並不影響毛澤東對陳獨秀個人品質及人格精神的判斷，蔣介石派宋美齡去獄中看望陳獨秀，包括在他死後贈送1萬元錢，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