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複雜在於任何一類抽象了的情感模式都不能完全準確地框定他，他那“粗糙的靈魂”，那多刺而銳利的感情總是能夠最終刺破我們的歸納，顯出桀驁不馴的姿態——當我們以激昂的革命者的目光驚喜地注視著他，他卻以沉默顯示出心靈深處的創傷，顯示出他在人生痛苦的攢擊之下不堪重負的頹喪；而當我們以絕望者的心境來認識他，卻又見他再一次從苦難中掙紮出來，向絕望挑戰。這一番否定之否定，充分顯示了魯迅那清醒、強勁的自我生命意識，那波濤洶湧、起伏不寧的心靈世界。
從橫眉冷對的錚錚傲骨、憤世嫉俗的社會批判到無可奈何的慨然長歎，聊以自慰的超脫，我們也隱約可以見出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走向，那種往返於人世與出世之間的躑躅彷徨。這裏潛藏著儒家的功名進取與道家的避世全身這雙重基因。而舊詩作為與傳統文化親緣關係緊密的文體，較之小說、散文，更能夠格外生動地傳達魯迅的精神世界。
第二，同其後期雜文一樣，魯迅舊體詩洋溢著鮮明的社會批判色彩。“摩羅詩力”在社會批判的形式中更富有本質意義的，是魯迅舊體詩的社會批判所含有的現代化精神的根。魯迅認為詩人應當成為“精神界之戰士”，詩歌應當“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其“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的“摩羅詩力”，使魯迅舊體詩的社會批判作用超越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追求局限。中國古典詩歌客觀上針砭時弊，但其根本性的指歸卻不過是如杜甫所說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魯迅舊體詩突破了其創作主體的卑弱與詩情的褊狹；常常不滿足於具體行為的批判，而總是試圖透過一般的社會行為，挖掘其固有的精神特征；由表及裏、由社會行為到本質精神地表現了他對中國現代曆史悲劇性的循環現象的認識。這種對古典詩歌的層次超越，首先得歸功於五四時期對西方文化的拿來主義精神。魯迅舊體詩的境界高遠，在於同時還超越了柳亞子式的古典愛國主義的“華夷之辨”，和郭沫若的否定個體生存基礎的現代性銳意創新，而在客觀的社會批判、社會抒懷中貫穿了強烈的自我生存意誌和生存欲望，把生存的悲劇推向了一個更本質的層次，作出了更深刻的揭示。因為在魯迅看來，社會批判若不是為了個體生命的發展，那它就是毫無價值的。
三、為人生而不虛懸“極境”的藝術創造
魯迅舊詩旨在為人生而不為文藝，因而不虛懸“極境”，其藝術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對古典詩歌審美理想的突破，即輕意境、重理趣。魯迅“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反其道而行之，隨心所欲，信筆所之，以議論句插入以攪亂“情景交融”的詩學境界的方式，在魯迅舊體詩中隨處可見，如1931年贈片山鬆藻的《無題（大野多鉤棘）》。
其次是提高主觀議論在詩歌中的作用，又常常同用典藝術相結合，這使得魯迅的舊體詩容納了傳統詩歌所沒有的自由思維，在大跨度的運思中表達了更多的複雜內涵，如《替豆萁伸冤》、《贈蓮子》正是以固有的曆史事件為基礎才顯得饒有意味的。
再次，魯迅還常常模仿、移用傳統詩歌中的名句，關鍵之處略加變動，在“戲擬”的“似是而非”中達成一種奇特的藝術效果。如《吊大學生》“活剝”唐人崔顥名句、《我的失戀》戲擬東漢張衡的《四愁詩》。“戲擬”實際上是溝通了這樣幾重世界：古典詩學世界、現代生存世界與作為一位文化啟蒙主義者的理想世界。魯迅以深邃的洞察力，將現代生存方式比擬進古典詩學的世界，在文化啟蒙的理性目標下略施小技，一“戲”一弄之間又體現了重建價值標準的執著追求。這樣將文化衝突的動人景象攝人中國現代舊體詩是魯迅最獨特的貢獻之所在。“革命並非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魯迅以文化革命者的方式就“現代中國”與“舊體詩”這一場有距離、有分歧的對話作出了他深刻的回答。
思考題：
通過魯迅的舊體詩歌創作，試分析舊體詩詞在現代中國延續的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