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發表於《新青年》上的六首新詩對其創作而言，具有白話寫作的普泛意義，而並非隻以思想表現見長。傳統研究多留意到魯迅白話新詩創作的積極思想意義，如有學者認為：“早在‘五四’運動以前的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寫的從《夢》到《人與時》五首新詩，正是他積極進行反封建鬥爭所唱出的歌。這裏有衝破封建鐵屋子的好夢，有衝破禮教的愛的覺醒，有到鄰家大花園裏去采‘又白又光明’的百合花的想象，正反映要吸取外國文化來反對封建文化，有主張抓住現在努力前進的歌，這些歌，表現了‘五四’時代的戰鬥精神，從思想到形式都是新的。”實際上，這忽略了這些白話詩歌在寫作發生學上的意義。這些新詩的根本意義應在於它們是魯迅白話文學創作的源頭，具有突出的“嚐試”特性。所以，魯迅新詩的素材運用較為豐富，沒有統一的表現內容，沒有集中的主題；詩體的選擇也自由無製；詩歌語言更是一味追求口語化的特點。從詩歌的表現內容看，《夢》寫在黑暗中“身熱頭痛”時各種“夢”紛至遝來，有“大前夢”、“前夢”、“後夢”，這些“夢”熙熙攘攘、喋喋不休，爭相表白自己的色彩，占據了作者的心境。但在作者眼裏，卻隻有漆黑一片——“去的前夢黑如墨；在的後夢墨一般黑”，並且因為身處黑暗中，所以無法辨別“夢”的色彩，也無法斷定說話者。因了對混亂而毫無頭緒的“夢”的茫然無措，在詩歌的最後，作者產生了對“明白的夢”的期許。《愛之神》是對“丘比特”神話的五四式演繹，詩歌並非借用西方神話來讚美純真的愛情，而是對其進行了有目的的分揀，表現了“愛”的落空。詩中的青年被“丘比特”之箭射中後，卻找不到愛的對象，隻得向愛神求助：“我應該愛誰？”愛神亦對這個問題無可奈何，隻能發出歎息：“你應該愛誰，我怎麼知道。/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丘比特並沒有給出“愛”的答案，而是留下了“愛”的疑問。到此，詩歌便戛然而止。《桃花》寫“桃花”與“李花”爭豔，聽人說“好極了！桃花紅，李花白”，桃花便“生了氣，滿麵漲作‘楊妃紅’”。該詩應是作者隨手拈了一個無甚深意的詩材，對其進行白話的鋪演，將之當作對韓愈名句“花不見桃惟見李”的白話稀釋尚且為過，再要進一步深掘詩歌的時代人文內涵，難免顯得牽強附會。這樣的詩歌確實隻有“湊些熱鬧”的意義。《他們的花園》寫一個黃麵孩子對鄰家的花園充滿了欽羨，並在其中摘得一朵“光明”的百合，由此增添了自己“麵龐”的“血色”。但將百合帶回家後卻被“蒼蠅”汙染，使“百合”既“看不得”，又“舍不得”，孩子最後隻能在複雜的心情下想象鄰家的花園——“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詩歌具有較清楚的象征含義。《人與時》寫三個人與時間的簡單對話：“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一人說，什麼？/時道，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從前好的，自己回去。/將來好的，跟我前去。/這說什麼的，/我不和你說什麼。”這首詩中的三種人對“現在”的態度與作者有著很大的不同。作者一一反駁了三種人的立場，堅持了自己的“進化論”思想。《他》在一種詩的境界中表現作者思想尋求的落空。詩中的“他”可認作作者思想尋求的目的，因為作者在詩中並沒有具體表現“他”的特性，故不宜對“他”作出太過實在的闡釋。該詩的重心在於表現作者尋求的過程，第一節寫試圖到“他”的房中尋“他”，卻發現大門緊閉，而且門上係著“鏽鐵鏈子”；第二節寫入門不得後，在戶外守候“他的雙靨”，但等到的仍然隻有“粉牆”和“枯葉”，“他”似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第三節寫轉而向山上去尋找“他”，但“山上都是鬆柏”，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尋求毫無結果後，尋求者最後隻得返回自己的家中。
在上述詩歌中，《夢》與《桃花》表征了魯迅寫作的基本元素。理性思考和非理性的藝術想象是魯迅創作的兩種基本架構，《夢》與《桃花》明顯反映出兩者的融合。“夢”是魯迅文學創作中藝術想象的原點之一，在他的小說中，多有涉及“夢”的作品，例如《野草》對“夢”的複雜表現早已為研究者所矚目。《夢》這首詩是魯迅所有創作中最早表現一種非理性藝術想象的作品，這種藝術想象依托“夢”而得以實現，是魯迅詩意心境自然而然的寫照。很難在詩中發現現實針對性的內容，卻可以看出魯迅對藝術的“夢”的執意。《桃花》寫“花有花道理”，並沒有菲薄桃花的意思。詩歌隻是從“桃花變臉”的現象推演出一種難言的猜想，卻並不給出答案，於晦澀的表現中揭示了詩人藝術創造活動中遊移不定的心情，也證明了魯迅細密的藝術觀察和曲折的藝術之思。兩首詩歌的寫作學意義明顯要大於其思想意義。當然，魯迅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話詩歌，也確實是啟蒙運動的應時之作，顯示了白話文學的共同趨向。在這些詩歌中，詩人的個體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凸顯，呼應了啟蒙運動中個性主義的時代潮流。《夢》中的詩人對自我夢境的表現和思考證明了詩人的自我關注；《愛之神》雖然對愛情沒有提供明白的指向性答案，但卻對自由戀愛的主張有所附和；《桃花》一詩雖隻是以普通的詩材鋪就的作品，但仍然流露出一定的理性思考的痕跡；《他們的花園》顯然象征著啟蒙運動中西風東漸的狀況；《人與時》是對進化論思想的個性化詮釋，從中可看出魯迅後來提出的曆史的“中間物”觀念的端倪，而進化論思想既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主流思想，也是魯迅接受的最具自我特性的西方學說；而詩歌《他》中表現的思想尋求更是五四個人主義和理性追求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