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活動的組織者，大部分時候就是那幕牆上金光閃閃的“巴拿馬工商總會”。早去的同事們告訴我，巴拿馬的華人之所以聯係緊密、氣氛好，與商會蔡會長的熱心張羅息息相關。
就這樣，我結識了商會會長，中國遠洋集團巴拿馬公司的總經理蔡先生。大家對他有很多的稱呼，會長、蔡總，但他最喜歡的稱呼是“船長”，這並不是某種莫名的情結，在管理崗位之前，他的確就是在海上工作的船長——這稱呼，總令我想起承載了太多童年記憶的《外婆的澎湖灣》，那句“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曾引出多少的夢想。在這之後的多次交往中，跟我們年輕人在一起，蔡船長還真的就是最喜歡講他做船長時遇到海盜的故事：某一年呐，某一天，黑夜的海上雨大風狂，海盜的小艇已然靠近……在休閑的日料餐廳，在船長的中秋家宴上，我們像是回到聽大人講故事的童年，蔡船長的繪聲繪色，將我們帶入自金銀島與彼得潘中得來的那種種關於海盜的幻想情節中，又神秘、又遙遠。
在巴拿馬的大陸華人中，蔡船長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他在巴拿馬待了九年，剛到時不僅尚無任何外交關係，中國人所麵對的政治環境也非常惡劣。九年時間裏，蔡船長和他的同事們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麵。所以，這位在巴拿馬以及整個航運界都有名氣的老船長離開巴拿馬榮調回國之時，巴拿馬的第二副總統兼總統府部長魯本·阿羅賽梅納親自設宴為他送行。
華人工商總會這個平台，也是蔡船長在到達巴拿馬兩年後創立的，並擔任會長一直到他離任回國。七年的時間裏，正是這個平台，將眾多飄落到千山萬水之外的華人聯絡到了一起。
外派過那麼多國家，整體上我跟同事們的圈子都還是比較窄的，因為大多數人的流動性都太高，公司一般都會安排宿舍讓大家住在一起，所以業餘交往也是局限在同事間以及有業務聯係的人。但是在巴拿馬不一樣，星期天的早上我們有時候也可以吃到外交官邸廚師現蒸的包子；男孩子們周末會去跟華工移民的第三代或是第四代踢球；跟董文華在音樂學院做過同學的商人，在K歌房裏站在我的身旁，一字一句地給我提示呼吸運氣；至於跟另外幾個像我們一樣被中資機構派駐的年輕人，我們甚至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圈子，輪換著去各家出租屋裏做飯，周末一起逛街一起K歌，走到哪兒都玩殺人遊戲。聖誕節我們一大群人闖進一間正在彌撒的教堂感受氣氛，新年夜我們又呼啦啦湧去Amador小島上看煙花。在小島上的酒吧裏，接到一個讓人難過的電話，我把頭埋進膝蓋裏在喧囂中流淚時，有人默默拿走了我麵前的啤酒瓶，又有人幫我換上一杯果汁，過幾天之後他們對我說：“那天誰欺負你？告訴我們去揍他一頓”。——瞬間好像回到衝動魯莽又熱血仗義的青春少年時。
香港回歸十周年後，接下來的官方活動便是中秋和國慶節。節日前兩周，代表處的領導接到官方活動的邀請，同時電話那頭的商會會長蔡船長說：“這次慶典，就請你們公司出一個主持人吧，我看那小蘿就不錯。”
做主持人也算是小時候的一個天真夢想，承蒙船長信任，竟然在離開校園之後還能重拾。於是，在隨後的半年間，我承擔了巴拿馬商會所有官方活動的主持工作——中秋與國慶，年會與新舊會長交接。最後一次主持，是給蔡船長的歡送會。作為華人商會的創始人和首任會長，他的確在增強巴拿馬華人凝聚力上做出了莫大的努力。時至今日回顧我生活過的所有國家，那時的巴拿馬華人之間有著最為密切的往來。送別會上，不需要講稿，這樣的感念發自內心：感謝蔡船長給大家搭建的這樣一個平台以及他的熱心腸，讓我們這些遠離故國的人，千山萬水之外也有了一些依靠的感覺。這樣的感情，身為旅行者的時候很難理解，旅行時隻想更多地看到新鮮的風景，更多地了解當地的人；但作為旅居者，當所有的新鮮感褪去之後，人在社會交往和文化認同方麵的需求，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生活是否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