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老舍先生讓軍政委轉來一封信，對我進行了直率的批評，“誰想當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貨色來！我已經五十五歲了，不是還要到朝鮮來深入生活，向誌願軍同誌們學習麼，大年，你正年輕，要是真想從事寫作，就不要脫離現實鬥爭生活。”我一時想不通。後來看到先生在數九寒天登上馬良山，深受感動，他有寒腿，拄著手杖，行走不便，還堅持要到火線采訪，那300多米高的山坡，被炮彈炸得浮土一尺多厚，根本無路可走，是戰士們用擔架把他抬上去的。他在戰壕和坑道裏采訪戰鬥英雄，與“最可愛的人”開座談會，收集創作素材（回國後不久就發表了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我才22歲，怎能不接受他的指教呢！
由於“反右”的問題，我雖然沒戴上帽子，卻被部隊“複員處理”回到故鄉北京。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老舍這位二爹是北京市文聯主席，想在文聯或文化局給我安排個工作，不成；他拄著手杖親自領我到北京人藝，懇切地說：“我送這個侄子，來給你們當文藝學徒，搬布景”，還是不成。二嬸告訴我，“老舍是個空架子，沒權。”
我失業了，窮而為文，賣文糊口，小說、劇本、詩歌、相聲、小人書，乃至謎語、笑話，什麼都寫。誰教我？除了到圖書館看別人的作品，就是請老舍先生看稿指教。我的一首500行敘事詩《冰山卓瑪》，天津《新港》雜誌決定發表，但要“單位證明”，我沒有單位呀，老舍先生就寫了一封親筆信，“這是個可靠的青年，與我相識多年，我正幫他找工作……此信權作個證明吧。”可惜還是不行。最後由“轉建委員會”出了個證明：“複員軍人，政治可靠”，作品才得以發表。此事我沒敢對老舍先生說。這首詩受到好評（32年以後還被選人《中國新文藝大係》），得到100元稿費，給我家缺奶的大妞兒買了不少奶粉，同時我也受到鼓舞，又寫了一首長詩《菜農傳》請老舍先生指教，沒承想，他給我潑了一瓢冷水，“字寫得不錯，句子也通順，可是寫得太實，黃瓜、茄子不是詩！明說吧，你沒有詩才。今後甭再寫詩啦。”“那我應該寫什麼呢？”“帶個小板凳兒，到天橋去跟老百姓學說話！試著寫點兒短篇小說，長期當文藝學徒。”
這年我28歲。長期當文藝學徒，跟老百姓學說話--先生的肺腑之言，使我終生受益。
36年前，先生憤然辭世時，我也處在挨“批鬥”之中，他們逼我坦白交待與老舍的關係，鄙人隻能以沉默相對抗。不知這篇短文可否算個“補充交待”？歲月飄忽，鬥轉星移，我已供職22年的這個北京文聯，正是先生嘔心瀝血領導過16年的同一個單位。許多老同誌，老作家，像吳組湘、端木蕻良、曹菲亞、林斤瀾、鄧友梅、劉紹棠、葛翠琳、李克，都講述過老舍先生的許多故事。北京、山東，中國、日本、歐洲，都成立了老舍研究會，大家經常聚集一堂，研討老舍不朽的作品，談論這位語言大師的風格和人品，讚揚他與北京市民的血肉聯係。
真是，說不盡的北京城，說不完的老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