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是現實主義者。他們根本不信張春橋之流宣傳的“知識越多越反動”，一看我這個老下有真本事，“臭老九”也能變成“香餑餑”。機手們輪班請師傅到家裏來喝酒，您別忘了，他們可是本村的“高幹子女”呀，所以，不論大隊革委會主任、黨支書，還是生產隊長們，全都具有咱中國人“尊師重道”、“禮賢下士”的傳統美德，用他們最高級的飯菜招待我：夏天是小米水飯、煞黃瓜菜！您先甭笑，俗話說，“家財萬貫，吃不起小米水飯”--小米幹飯用涼水一過，特爽口，一頓能吃一斤，而黃瓜條兒用鹽和醋一“煞”，再點上香油，更是下飯的冤家。冬天是烙餅攤雞蛋--這是平穀縣農家“接姑爺”的規格。再高一級，則是京東肉餅了，也款待過我，那是趕上宰豬的日子，平時村裏沒肉吃。
有了這段經曆，足以使我相信，就算把江青、林彪、張春橋捆在一起，也休想打倒“臭老九”！
放到深山區，才認識了水的價值和艱難
“半夜驢鈴響，火把點點亮，下山馱水忙”--這是我在一篇調查報告裏描述李家峪村民尋求生活用水的情景。上級要搞農業機械化試點，人手不足，抽調老下幫忙，因此我便來到了大華山公社的大峪子大隊，“一進大華山，石頭連著天，來到大峪子，磨破鞋底子”。我們首先發動社員在山坡和荒河灘植樹。25年以後我重訪大華山時，那些荒山禿嶺已是“果樹纏腰，鬆柏戴帽”，河灘地也鬱鬱蔥蔥。功在群眾，但也浸潤著我們老下的汗水。
此時我是“亦工亦農”的老下，各村轉。住進深山村李家峪，才認識了水。這裏曆來蓄存雨水，農戶用缸和小水窖，集體建有蓄水池，以解決人畜飲水。雨水不潔。小水窖裏孳生孑孓。生產隊和農戶都養驢，它是山區的主要畜力，驢群也到池邊飲水，泥土和驢糞便落入蓄水池。我們喝的就是這種水。村民說，“李家峪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半肚子驢糞蛋兒！”
這樣的水也貴如油。村民們“一水多用”：先淘米，澄清後洗菜，再澄清後洗臉（全家人用這半盆水，當然不能搓肥皂），再澄清後洗碗筷，此後已無法澄清了，便用它煮豬食。老下是接受“再教育”的，自然應該依法用水。但有一點特殊化--我把髒衣服攢起來，每月回城時，大洗三天--可算有了自來水啦，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放量喝茶，想把自身裏裏外外衝刷幹淨。
每逢旱季，李家峪的蓄水池幹涸，便出現家家趕著毛驢，打著火把下山，往返20公裏馱回兩桶水來的夜景。白天還要抓緊這無雨的時節，清除水窖和蓄水池裏的淤泥，並且修補滲漏的地方。他們年年打井，從未見水，卻也從來沒有放棄過打出井水來的希望。在國家投資、貸款和工廠支農小分隊的協助下，李家峪全村出動，晝夜修路，架電線，還鑽出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機井。村民第一次吃到清甜的井水，真是欣喜若狂啊！
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以後，雖然“文革”還沒結束，極左派的囂張氣焰也受到了打擊。1972年，老下們陸續回城工作，我也被調回市農機局。現在想起來很有趣，我的工資、檔案回城了，人和行李卻沒走--自願要求留在大華山蹲點，繼續我們的農業機械化試點工作，一直幹到1978年，我寫的第一部電影開拍，故事內容就發生在我下放的這塊熱土上，所以影片的外景地還是平穀縣。
連下放帶蹲點，我在平穀縣農村生活了10年。國家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又愛上了文藝，兩年拍了我的4部電影，連農機局都說我“不務正業”了，隻好49歲大改行，調到作家協會來“爬格子”。但我還是熱愛平穀農村的，多次回去參觀采訪。在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政策指引下，農村發生了巨變，我的機手徒弟成了鄉鎮企業的廠長、經理，就連當年雙手捧個雞蛋換枝鉛筆的孩子，也比我這個作家有錢。李家峪有5眼機井，還有了汽車、拖拉機、工廠、商店、學校，林茂糧豐，是聯合國認定的水土保持先進單位，真是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