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三載沐春風，已見新桃點點紅。
更借蓬萊仙雨露，他年碩果報群公。
上麵這首詩是1981年3月5日碩士論文答辯通過之後口占的，題作《留別武大諸師長》。兩天之後，我就啟程赴香港，由香港轉飛美國，從此告別了我在武大的兩年半的學生生涯。詩中說“三載”，不過是舉其概數，認真算起來我在武大停留的日子是兩年又152天，從1978年10月5日報到那天算起，到1981年3月5日獲得碩士學位為止，一共883天。
當我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時，突然發現武大是我念的學校當中呆的時間最短的一個學校，如果不把最開始為我發蒙的衡陽市臨江小學也算在內的話。但呆得最短的武大卻是到那時為止我過往的生命中一段少有的亮光，也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我進武大的時候已經滿了三十六歲，雖然已經教了十八的書，卻隻有一個高中畢業生的文憑，如果不進武大，說不定終身就是一個中學老師，也終身就是一個高中畢業生了。即使我後來或許會用探親的名義去美國，但留在美國又能做什麼呢？到唐人街洗盤子嗎？詩中說“沐春風”，既是感謝各位老師，也是感謝武大，感謝在珞珈山度過的那883天愉快而寶貴的時光。1978年是當代中國人很難忘記的一年。那時“文革”已經結束，鄧小平上台了，並且成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他的主政下，改革開放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我跟一小批（全國共計10708人）幸運兒趕上了浪潮，成為新時代的第一批研究生。此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幾乎停頓了十年，而普遍招收研究生則更是1949年以後的首次（雖然在五十年代曾挑選了少數的大學生給蘇聯專家指導，名為“讀副博士”，但很快就無疾而終，沒有成為製度），所以我們這批人很為當時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所豔羨，竟被冠上“新進士”的雅號。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這批幸運兒也的確沒有辜負國人的期盼，今天中國各界特別是教育文化界的骨幹們大部分就是1977、1978、1979這幾年考進大學或研究所的“新秀才”、“新進士”。
這批幸運兒當中更幸運的就是後來有機會出國留學的少數人。我記得1979年春天武大就有十來位學理工的研究生被公費派往歐美留學，那十幾個人簡直就成了天之驕子，令所有其他的研究生都羨慕不已。尤其是我們這些學文科的，因為文科學生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出國的可能。當時的主政者認為在科學方麵我們或許趕不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但在文科方麵我們則有絕對的優勢，因為馬列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思想體係，有馬列主義的指引，我們的哲學、曆史、文學哪一方麵都絕對比資本主義國家強，自然也比以前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國家強，我們難道還要向他們學習嗎？他們的東西隻有作反麵教材、作批判對象的份兒。既然無經可取，當然也就值不得花國家的錢。
1979年武大派向歐美學習理工的研究生中有一個是我的好朋友，叫蘇守棋，他被派往比利時魯汶大學，臨行前我送他一首詩：
珞珈山徑偶同行，數語相投若弟兄。
往事同嗟風浪惡，今朝幸見海空晴。
平生落拓心猶壯，前路迢遙髮尚青。
萬裏長風期並駕，千年史冊恥無名。
乘桴惜不與君共，春水淥波滿別情。
（《送蘇守棋兄留學比利時》）
蘇守棋學的是理論物理，好像是從福建那邊考過來的。我剛到武大不久，有一天在校園裏碰到他，就覺得印象特別好，五官端正，眼睛清澈明亮，還有點絡腮胡，又斯文又有男人味。於是就攀談起來，很快成了好朋友。沒想到他不久之後就交了這樣的好運。我一方麵為他慶幸，一方麵心裏也有些失落。詩中的壯語與遺憾，都是真實的。
自從蘇守棋走後，我就一直在盤算，既然公費不派文科學生出去留學，那麼我就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嗎？我少年時候就有兩個很奇怪的夢想，我也不知道它們怎麼鑽進我的腦子裏來的，一是要受完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教育，當然包括留學，一是要遊遍全世界。但自從兩次考大學都名落孫山之後，我就知道這兩個夢想恐怕也就隻能止於夢想了。尤其是“文革”中，兩為反革命，三進牛棚，便徹底熄滅了這個念頭。不料這個時候又在心裏猛烈地翻騰起來，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一條借探親出國留學的辦法，經過一年半的不屈不撓的努力（說“不屈不撓”並不誇張，請參看我《到美國去》一文），我居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