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認為，人的記憶不是連續的，而是斷斷續續點狀的，能夠深深地留在你的記憶裏的，總是那些最亮的點，或最黑的點；最美的點，或最醜的點；最好的點，或最壞的點；最高興的點，或最悲哀的點。還有一種點，不怎麼好形容，想起來也許啼笑皆非，你姑且名之為荒謬的點，這也許是你一輩子最難磨去的地方。你對十年“文革”的記憶就是由這許許多多的亮點黑點美點醜點所組織起來的，而其中最難忘的，卻是一些荒謬的點。比如1966年6月11日，那一天中午你從巡視午睡的教室走出來，突然發現滿校都是你的大字報，所有的人都變了臉，朋友成了仇人，學生成了敵人，那種荒謬的感覺真是難以言傳。
你在“文革”當中碰到第二個這樣的點，是在兩個月以後。你在團委辦公室裏關了二十多天，這中間上麵派來了工作組，說要執行政策，決定把你從團委辦公室放出來，到群眾中接受批判，也說服了學生不再亂動拳腳。如此又過了一個多月，突然從北京刮過來一陣“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之風，立刻席卷全國。偉大領袖四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寫的對付地主老爺、大奶奶、少奶奶們的手段全都被搬了出來，再加革命群眾的創造發明，增加了若幹新花樣，於是全國興起了抄家、燒書、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坐噴氣式連帶拳打腳踢的批鬥，一時風起雲湧，壯觀非常。所有跟“牛蛇鬼神”牽得上關係的人都一概被揪了出來，脖子上掛上各種各樣的招牌，例如“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走資派”、“三反分子”、“地主”、“富農”、“不法資本家”、“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反動學術權威”，乃至於“壞分子”、“流氓”、“妓女”、“破鞋”，真是琳琅滿目。本來是“六億神州盡舜堯”，結果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半革命群眾、一半“牛鬼蛇神”了。鄉下最倒黴的是地主、富農，湖南的道縣、河北的大興縣是見地主、富農以及他們的“狗崽子”就砍，連殺數天，屍橫遍野，許多戶被殺絕。在城市裏，首當其衝的就是老師，因為學校是革命小將最多的地方，所以一口惡氣就出在老師們身上。據說北京市某中學的一名女老師在八月毒日之下，被學生拉到操場，罰跪玻璃碴，曬得奄奄一息，血流滿地，突然有一個更聰明的學生提了一罐滾開水來，從頭淋下去，終於幫助這位老師提早涅槃，脫離苦海。
這股風不久就吹到武漢，吹到你所在的三陽路中學。八月下旬的一天，大概上午九點多鍾，你們四個“牛鬼蛇神”——最開始隻有你一個反革命，過了不久，你們的校長，就是那天把你叫到辦公室的趙箴校長，也被揪了出來，罪名是包庇你這位反革命分子，於是成了“走資派”。再不久，副校長王榮章也被揪了出來，罪名是夥同校長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當然也是“走資派”。最後揪出來的，則是一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中年老師彭君亮，罪名不知道，頭銜隻是老右派。所以此時你們學校是四個“牛鬼蛇神”——突然被叫到操場上。
你非常驚異地發現，那些革命小將竟然要替你們化妝。第一步是剃掉頭發，三個男人都剃成光瓢，女校長則剃掉一半頭發，那時有個雅號叫“陰陽頭”。你後來聽說，那剛烈的趙校長死命反抗，結果還是一個左派的女教師（那時隻有左派教師的話才管點用）出來說了兩句話，校長的陰陽頭才隻動了兩刀，而沒有完成。接下來的化妝是找來四個痰盂，扣在你們的頭上，那個長長的洗痰盂的棕刷子則從背後的領口插下去，又用繩子綁住，那樣子自然是模仿舊時戲台上罪人綁赴刑場時背上所插的標子，隻要一看到那標子，就知道這個人的腦袋很快要與身子分家了。這種戲碼除了舞台以外，在我們這個國家的現實當中，也是常常上演的。不要說“文革”當中，就是“文革”以前，在槍斃犯人之前，也每每是這副裝扮，那犯人成排地站在一輛敞篷的卡車上，滿城遊街。你作為一個老師，就經常受命帶著你的學生排隊到校門口的馬路上，觀看這些綁赴刑場的罪犯遊街。據說這種生動的階級鬥爭教育課，可以讓孩子們從小就樹立階級鬥爭觀念，痛恨階級敵人——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小就心生畏懼，知道如果當了反革命分子或者壞蛋就要照此辦理，所以千萬幹不得。戴上痰盂插上刷子以後，下一步就是拿來四塊早就寫好字的硬紙牌，為了使人看得清楚，紙牌都做得很大，把整個胸部都蓋住了。上麵分別寫上“反革命分子唐翼明”、“走資派趙箴”、“走資派王榮章”、“老右派分子彭君亮”，自然每一塊牌子上都有一個大紅圈，加一個大紅叉。再接下去，是給你們四個人每人發一個小臉盆，一根木棍，交待你們等一下遊街的時候，要隔兩分鍾敲一次臉盆，然後自報頭銜跟名字，即紙牌上寫的東西，前麵加上“我是……”，最後又有人找來一根長繩，把你們四個人的手都係在這根長繩上，就像你們小時候把螞蚱係在繩子上一樣。當他們替你們化妝打扮的時候，你自然不能指望他們溫文爾雅，像現在描述的這麼平靜。那是一群革命小將，在旁邊吆吆喝喝，伴隨著笑聲、罵聲，時不時地還要敲你幾下，嘴裏還要不停嚷著：“老實一點！”所以你們每個人都隻能任由他們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