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鑄
我於1949年考入大連大學應用化學係，1953年畢業。在母校的四年是不尋常的四年。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仍願再回母校，再讀四年。
大連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夕直接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當時校舍和設施還顯得比較簡陋。但我們作為第一代大學生是充分體會到創業維艱這句話的涵義的。別的事不講，僅就招聘到像張大煜、王大珩、畢德顯等一大批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這一點來講，就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黨為了辦好這所大學，還派來了許多優秀的領導幹部。第一任校長李一氓我們沒有見過，第二任校長呂振羽是著名的曆史學家；還有當時主持校內日常工作的段玉明（後改名段子俊）秘書長、羅若遐教務長都是久經考驗的革命家。其中，當然包括1930年代德國留學歸來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們老院長——屈伯川同誌。
那時的我，剛剛參加完三個月的政治集訓，對共產黨崇拜得了不得，當然也十分崇敬這些老同誌。像小孩子看大人一樣，對他們仰視而不敢平視。有一次，我在南院大禮堂的走道上突然不期而遇地見到了呂振羽校長。我馬上停下步來，仔細端詳著他，卻不敢上去搭腔，結果還是被呂校長發現了。他親切地對我說：“小同學，過來講話嘛！你是哪個係的？”我什麼也不敢講，一溜煙跑走了。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可笑。我把他稱為一種仰慕之情吧。大連大學一分為三以後，屈伯川同誌成為大連工學院的第一號首長，我對他的關注和觀察，當然甚於其他的院領導。
我對於屈伯川老院長有以下三點不成熟的觀感。第一個直覺是欽佩，屈伯川老院長出身於一個大地主的家庭，留學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像他這樣的背景，在1938年那個國民黨還沒有明顯表現出衰敗的年代，沒有在國民黨政府內謀個一官半職（應該說是輕而易舉的），竟毅然不去西安，去了延安，是要有一種大無畏的勇氣的。他1938年去延安，1939年入黨，說明他確實信仰共產黨，立誌追求真理和進步。這和後來看到國共之爭勝負已明才投入共產黨懷抱的人相比，是有著顯著差別的。那時，像他這樣身份的人去延安的還是極少數，聽說當時還受到黨中央高級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也就毫不奇怪了。他這番經曆，在學校時我就聽到不少同誌廣為傳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屈院長是個老實人。他雖然是個大知識分子，但好像並不善言辭，因此他的演講有時並不那麼吸引人。他是不善於作秀的，無嘩眾取寵之心，卻有求真務實之意，因而能贏得廣大聽眾的心。
二、我所理解的屈伯川教育思想的精髓。如今，屈伯川老院長作為解放以後一代優秀教育家之一的形象，已經彪炳於我國的教育史冊，他的教育思想也廣泛為人們所傳頌。我作為一個普通的學生，很難窺其全豹。我隻是回憶他過去給我們學生作報告時所闡明的觀點，做一些粗淺的探討。在屈院長全麵、係統的教育思想中有兩個要點我體會較深：（一）要把大工辦成高水平、現代化、正規化的名牌大學的思想。（二）學生要學好基礎課的思想，在校內紮紮實實打好基礎，為畢業以後擔任複雜的技術工作做好準備。他這些思想看來很平凡，但平凡中蘊涵著偉大，因為在當時是要冒風險的。在“左”的思想籠罩下，屈伯川老院長在1958年後的一段較長時間，一直是作為“右”的代表而受到批判的。隻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他的教育思想才顯示出燦爛的真理光輝。正是由於他的正規化、現代化的辦學思想（當然還有全體教職員工不懈努力），才使大工早就列入了全國名牌大學之林，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我們學校的起點要比其他一些老牌大學低得多。也正是由於他一貫主張加強基礎教學，才有了今天大工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是深受其惠的。屈院長的事跡看起來不那麼驚世駭俗，可又是那麼發人深省。一個平凡的、正確的東西要能夠貫徹始終，是要經過艱苦的奮鬥的。
由於這些原因，我對在母校建立伯川圖書館並塑建老院長的紀念銅像，抱積極擁護的態度。1999年紀念母校50周年校慶之際，我默默站立在銅像前三鞠躬，並和老同學魯諄、俞紹成、蘇蓮青、陳維菁等同誌一起在銅像前合影留念。這張照片我至今仍妥善地保存著，用以寄托我這長達50餘年對老人家的一片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