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欣
1940年7月中旬，我在陝甘寧邊區兒童保育院小學畢業了。校長親自把我們送到位於延安南門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學院，交給了學院的副院長陳康白和教育處處長屈伯川同誌。當時學校還在籌建中，在校教職工和學生不足百人，我們一下去了20多人，他們非常高興，表示熱烈歡迎。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大家自然都很興奮。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屈伯川同誌。
後來我得知，屈伯川同誌青年時代到德國留學，獲得了化學工程博士學位。畢業後毅然回來，報效祖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奔赴延安參加革命。1940年，中央決定要創辦自然科學院，培養為發展工農業所需要的科技幹部，派屈伯川做籌備工作。從此以後，他原來所學的化工專業，也就轉成了教育專業，這一幹就幹了57年。首先是籌辦自然科學院（建國後，北京工業學院繼承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基礎，發展成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建國前夕，黨又派他到東北，創建大連大學，後來發展成現在的大連理工大學。這兩所大學，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對國家的經濟建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其中，凝聚了屈伯川同誌的心血。
在延安自然科學院
我們到學院以後，才了解到創辦工作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屈伯川等領導剛調來時，學校連地址都沒有。延安舊縣城全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毀了，各黨、政、軍、團體機關、學校都分布在舊城周圍較近的地方，後建的單位隻好在離城較遠的地方安置。他們最後選中了杜甫川靠川口的一座朝陽的山頭。山坡上光禿禿的，連一棵樹也沒有。學校就是這樣白手起家，從零做起。延安原來就是貧窮落後的地區，人口稀少，物資匱乏，邊區政府的經費缺少，經濟落後。在這種條件下，開始建立一所大學，困難可想而知。1940年初，屈伯川和他的同事們指揮民工打了很多窯洞，做辦公室、宿舍，大窯洞就做大教室，還有連通的窯洞做圖書館。屈伯川同誌還率領學生整修道路、開辟場地、建立廁所，還在山下平地修了一趟平房，做機械實習工廠和開大會時用的場所。到8月底，籌備工作大體就緒，校舍建設已初具規模。
而後，麵臨的重要問題是要建立一支教師隊伍。中央組織部從延安的機關、部隊抽調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來院任教。從各單位選派有中學文化水平的青年到自然科學院學習。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進入大學部學習，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進入預科（相當於高中）學習。1940年末，又接受延安保育院小學畢業生數十人成立補習班（初中）。他們大都是烈士子女以及我黨幹部的子女。
那時學校的教師、學生由中組部向各有關單位抽調，學校同時也通過延安惟一的報紙《新中華報》發布了“招生啟事”。這些工作雖然是歸幹部處負責，但作為教育處處長的屈伯川，也是十分操心的。他要負責了解欲調進的和已來的教師的各方麵情況，還要從中選擇係、班的領導。此外，還要過問他們的政治思想、生活情況，做到使他們安心地、愉快地在異常艱苦的學校裏工作。特別是對那些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和富裕家庭出身的教師，更需要關心。學校對這些同誌在盡可能的條件下，生活上給予優待，政治上不歧視，幫助他們學習，幫助他們進步。
屈伯川同誌領導的教育處，隻有幾個人，但工作量很大。除招聘教師和學生等工作外，還要收集、采購圖書儀器。新成立的學校一本書、一件儀器、試驗設備都沒有。隻好從到延安的人員中征集。為此，學校又在《新中華報》上登出征求科學圖書、儀器的啟事。
當時，中央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等領導同誌很重視自然科學院的建設。在重慶，周恩來還通過國統區黨的地下組織，動員黨員和進步科學技術人員來延安工作、學習，並通過八路軍辦事處采購理工科高等學校用書、儀器和設備。來到自然科學院工作的技術人員，有的隨身帶了些圖書和儀器，也交給學校使用。收集到的圖書、儀器，都由教育處負責整理保管。
自然科學院於1940年9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開始上課。開學以後，屈伯川的工作更忙了，製訂教學計劃，安排教學課程、實驗、實習等等，許多事情都要親自動手去做。當時是想把學校辦成一個正規的大學，根據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學生經過幾年培養，成為專門人才，為經濟建設服務。但在實際進程中，卻不能按原先製定的教學計劃進行。1941年國民黨派了幾十萬大軍包圍陝甘寧邊區，在經濟上嚴密封鎖，使延安乃至整個邊區陷於極大的危難之中，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這時，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全體人民動員起來，開展大生產運動，“人人動手，豐衣足食”。我們自然科學院的全體師生也積極響應號召，上山開荒種地，種棉紡紗織布。屈伯川帶領教師和我們一同勞動。那種場麵，至今仍深深刻在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