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文革”結束後,我再一次回到了設備處。當時,造船係要造船池,我就陪著教師到六機部的無錫基地去考察建造船池的經驗。
不久,在屈院長的支持下,我回到無線電係任係主任。這時,無線電係的羽毛已經有點豐滿了。我們接受了土木係李士豪教授的委托,製作“電阻應變儀”。電阻應變儀是土木建築方麵不可缺少的儀器,我院隻有一台日本產的此類儀器,不僅數量不足,而且出現故障時就沒有零部件更換。我們製作的應變儀上的所有零部件,包括電子管全部是國產的。在生產電阻應變儀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應變儀上,有一隻測量靜態值的電表。這塊表的指針在零值時,應該是垂直向上的,可是在我們生產的儀器上,卻總是向一側偏一點。不論怎麼調,也調不好。向設備處畢天增同誌請教。畢說,日本產的電表會不會在刻度上做了手腳呢?一查,果然如此。此儀器由宋偉義同誌帶團到北京展出,再一次引起轟動。
1980年,教育部啟動了“世界銀行貸款項目”,有十幾所重點院校(包括大工)可以引進大型計算機。老校長再一次把我借調到教育部,為全國的重點院校引進大、中、小型電子計算機服務。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必須實行國際招標。為了書寫標書,教育部派計算機組到日本、美國十幾家計算機廠進行了考察。
1982年,我回到了母校。老院長緊跟形勢,又令我操辦成立計算機係,並把計算中心和計算機係捆在一起,還第一次在我院成立了軟件教研室。
在北京期間,我就不斷觀察我院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項目總的情況,以求用最少的經費,建成良好的計算中心。事實證明,由土木係陳朝鵠老師主持設計的我院計算中心,在“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建成的計算中心中,是全國最好的,花錢也是最少的。別的院校大都花重金進口昂貴的空調設備,而我院就用上海造的國產空調代替。
老院長對我院的貢獻是很大、很多的。像校舍建設、綠化園林等等工作中,到處都凝聚著他老人家的心血。
1984年,我就被調到大連市外經貿委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