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全國各行各業發展提高開創了有利環境。但由於剛剛開放，人們對引進國外的辦學理念、途徑還在觀望、等待時，屈院長審時度勢，勇敢地邁出了步伐。例如，1980年承擔了建立中美兩國政府合作舉辦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這在當時，在政治上有一定風險，在物質設備條件上也有相當困難。但是，屈院長看到了國家迫切需要培養具有現代化企業管理和科學管理知識的幹部隊伍。在這種形勢下，屈院長及時向國家有關部委主動請求，承擔了這個項目的辦學任務，使其成為我國引進、消化、吸收西方管理科學和管理經驗的窗口，成為培養大中型企業領導幹部和預備幹部的基地，也為大連理工大學建立管理學院和以後成立“中國高級經理學院”創造了條件。事隔26年後，今天再看，當初國家的這個決策是正確的，而屈院長敢為人先、敢於創新的精神也是十分可貴的。
忠心耿耿 矢誌不移
屈院長作為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教育專家，在他幾十年生涯中，受到過黨和人民的尊重和稱讚。同時，在過去政治動蕩的歲月中，也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責難。
麵對如此境遇，屈院長也是忠心耿耿，矢誌不移，顯示了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黨的教育事業的赤子之心。
1961年，黨中央總結了1957年反右和1958—1960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提出並製訂了《高教六十條》。屈院長在上級黨和院黨委領導下，認真研究貫徹執行。在東北局宣傳部召開的東北三省重點高校領導幹部會上，領導和同行們都尊他為黨內專家，而他則毫不以上自居，而是積極地、誠懇地、虛心地與大家一起總結經驗教訓，提出貫徹執行《高教六十條》的建議和方案，並在會議努力貫徹執行。
“文革”後期，屈院長在恢複工作以後，在自己的崗位上，仍分管教學、科研。他深入到寢窩水庫建設工地，看望師生，研究如何結合水庫建設，完成教學任務；到鯰魚灣油港建設工地，指導和鼓勵師生參加會戰，完成國家任務；到煤化工研究所，指導和支持教師、技術人員，進行煤的快速熱解國家攻關項目。
屈院長離休後，仍然繼續關心教育事業。他不是“安度晚年”、“發揮餘熱”，而仍然是在繼續“發光發熱”。如1983年，他和高教界的三位老教育家聯合上書中央，提出建設50所重點高校等建議，受到黨中央領導同誌的高度重視，並對以後高等教育事業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屈院長將其畢生精力投身於祖國的教育事業，他不僅自己為我國高教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也影響和教育了與他一起工作的許多同誌和下屬，為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