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目前我國圖書引進和輸出是什麼比例？
吳偉：縱向看，有進步；橫向看，比例還是失衡，每年引進一萬本左右，才輸出兩千多本。
現在很多世界上暢銷的好書，中國基本上都能同步出版。奧巴馬當了美國總統，美國出了22本書，我們不僅全都引進了，自己又編寫了二十多本。我去書店一看，滿書架子都是“奧巴馬”，中國人實在是太熱情了，別的國家不會有我們這樣的熱情。中國的出版人要好好想一想這個事，反思一下這個現象。
南方周末：現在國內一些出版社也開始直接出英文版了，還幹脆在國外設立分支出版機構。
吳偉：是的，前麵已經說過了。這裏想說說中國出版社直接出版英文版的好處，對版權貿易有很大推動。比如，我推薦了兩套書給劍橋大學出版社，一套是《中華文明史》，一套是大眾化的中國文化叢書。因為他們以前出過《劍橋中國史》、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他們的CEO潘仕勳也很願意出版中國圖書。潘仕勳把兩套書都帶回劍橋，回去不久告訴我，中國文化叢書的三十本書通過了他們學術委員會的審查。這和我的預想完全相反，我以為他們會看中《中華文明史》的。
後來反複和他溝通，才知道原因。中國文化叢書是已製成的英文版，雖然我們的英文離他們還有點距離，但它圖文並茂，又是說中國文化的事，學術委員會的任何一個人拿起這本書都能看懂。《中華文明史》四卷本，有200多萬字，鴻篇巨製，而且全是中文，潘仕勳拿回去先要請漢學家看，拿出意見，再請學術委員會討論，過程比較複雜。
漢學家看過之後，認為一、三、四卷都還不錯，第二卷講到了馬克思主義史觀，他們西方人好像不能接受。但我堅持，什麼都好商量，唯有這馬克思主義史觀是不能改的。我們談了很多次，最後達成一致，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同時，也介紹一些其他的史觀，這樣符合平衡的原則。我和作者袁行霈教授商量，他也覺得能接受。負責這個項目的劍橋大學的博士也特別興奮，覺得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南方周末：推廣中國價值觀的書是不是很困難？
吳偉：剛才的例子就很說明問題，馬克思主義史觀是我們一以貫之的堅持，應該是我們的價值觀，但是國外不能接受你隻說這一個史觀。這還是與我們非常友好的出版商，我們必須麵對這個事實。
我們出版的，這幾年比前些年數量要多，但效果都不是太好。比如說《狼圖騰》，在中國這麼暢銷，英國企鵝的老板親自拍板決定高價買的版權，十萬美元預付款，這是中國第一本賣出這麼高價的圖書，結果雖然比其他中國圖書賣得好，但比起在中國的暢銷，距離大了點。原因就是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
像哈珀.科林斯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簽約，五年出版50本書，結果才出了兩三本，賣得不好，他就不願再繼續出版。他跟我們不一樣，他沒有傳播中國文化的義務。他也許看著你的麵子給你出幾本，長此以往就不行。所以，中國到底怎麼樣能夠傳播，這是一個問題。
比如陝西作協開會，希望我去講講，如何讓“陝軍”走向國際。陝西的文學創作還是很厲害的，我跟國外的出版社談，他們也願意出版。像賈平凹這樣的作家的作品，卻沒有人翻譯，賈平凹作品裏有很多陝西方言，我們說普通話的人都不大懂，外國人就更加不懂了。再比如閻連科的《受活》，2004年版權就賣出去了，到現在也沒有翻譯出來。為什麼啊，人家不會翻，不懂你的方言。
現在，《於丹<論語>心得》也是賣了很高價格的版權，但是我也很難預測市場會怎麼樣。我覺得這是一個難題，我們輸出版權，不光是語言的對接，還有文化背景的對接，這就是我們的困難。
南方周末：電影是靠曆史打國際市場，圖書裏的曆史有國際市場嗎？
吳偉：賣得不好。你坐在家裏麵想外國，你就想不明白，你認為應該是怎麼怎麼，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像《明朝那些事兒》，如果外國出版商願意出，我們也願意，但這不是我們一相情願的事。
2000年我們新聞辦在美國搞活動：“中華文化美國行”。記者隨機在街邊調查，問美國人對中國什麼東西了解，對中國什麼東西印象深，結果是一熊貓、二長城、三春卷。長城、熊貓吧，這畢竟是中國獨有的東西，春卷是怎麼回事啊，不就是街頭小攤的食物嘛。這就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就是這些東西。
南方周末：在跟西方出版人的接觸中，他們想買的書和我們想賣的書，這中間的差異大嗎？
吳偉：差異應該說是在逐漸縮小。最開始他們的目光聚焦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上，包括那些古典的，因為出版那些圖書沒風險，不用費勁。
現在外國人很關心你的發展模式。發達國家關心的是威脅到它了，怎麼遏製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拉丁美洲，他們和原來的中國差不多，你經過了這麼三十年能發展成這樣，他就特別想知道你是怎麼發展的。去年我去越南，越南人就對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有興趣，希望能從裏麵學到點什麼。
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書太少，寫得好的更加少。